宋庆龄为何最终接受中国共产党的邀请北上(3)

　　“劝驾必成”

　　7月1日，周恩来代中央拟电，嘱邓颖超再次劝说宋庆龄: “请其参加新政协，至于参加政府事……到平后再说”;“为之讲解各种情况和我党政策”，并对上述误会“予以解释和道歉”。同时，她所关心的一系列问题也得到中共方面的妥善解决。
 

　　周恩来再次向史良了解情况，史良认为孙夫人参加新政协是可以做到的，而孙夫人最怕热，如七月中旬北上正好避暑，即使八月初南返，八月中仍可由史良陪伴其北上。
 

　　经多方努力，宋庆龄同意7月10日后北上，但“只拟在北平住半月到一个月”，因为“须在8月6日前赶回上海为其姨母祝寿”。虽然中共中央已将10月成立新中国的计划先行沟通，但是宋庆龄只愿参加新政协会议，并不打算参加中央人民政府。
 

　　7月9日，周恩来代中央起草了致华东局、上海市委并邓颖超的电文，希望将行期推至8月6号以后。接中央电报后，邓颖超于7月11日拜访宋庆龄，向她转达了中央9日来电的内容。宋庆龄表示“在短期内往返北平、上海两次，病体很难支持。为了能出席新政治协商会议，赴北平行期以八月为宜。”当邓颖超告诉她自己将留在上海陪伴她北上时，“她很喜悦”。
 

　　但是，新政协会议会期先推迟至8月下旬后又推迟至9月上旬。因此，周恩来8月6日致电邓颖超：“请与史良(已去沪)分别推动，仍以能到期参加新政协会议为好，但可说明为减少疲劳，可不必天天到会。”考虑到宋庆龄的实际情况，中共中央认为：“新政协须九月上旬始能开会，孙夫人以迟至八月下旬或九月五日以前来平为好。”(《建国以来周恩来文稿》第1册 )
 

宋庆龄则表示，八月底有事，必须赶回上海。邓颖超推测：“我观其意，是她不愿在北平多留。她曾说过，在北平容易引起她的悲痛，因为孙中山先生死于北平。”(《建国以来周恩来文稿》第1册。)
 

　　此后，留在上海的邓颖超、廖梦醒一直与宋庆龄保持较为频密的接触，她们陪同宋庆龄北上的日期最终确定在8月中旬以后。根据中央这一指示精神和宋庆龄的实际情况，其北上日期最终确定为8月底。
 

　　为说服宋庆龄欣然北上，周恩来对其诉求尽力满足。早在6月27日，邓颖超考虑到宋庆龄的病痛，在给毛泽东的电报中说：“据其病情，乘火车赴平确不无困难。”周恩来迅速给出解决方案：“嘱上海铁路管理局备头等卧车。”
 

　　宋庆龄在北平的寓所周恩来也亲自过问，目标锁定为西式洋房。周恩来安排在中华全国民主妇女联合会工作的叶剑英夫人曾宪植等在北平寻找住宅，最终选定位于方巾巷的一栋二层楼房。8月3日，周恩来告诉邓颖超：“房子已准备好……最好上海能带一可靠厨子来。”
 

　　随着启程日期的临近，宋庆龄于8月3日致函在上海的邓颖超，就她到北平后的活动提出三点要求：“一、不要举行欢迎会。二、愿访问张治中个人，向留北平的南京政府和谈代表致敬。三、事先不要通知任何人，也不要有人到车站迎接。”
 

　　邓颖超遂电告周恩来，她的意见是：“第一、第二件事可以尊重她的意见，第三件事，她的一些知己朋友如你和何香凝等，肯定要到车站迎接。”
 

　　周恩来于8月6日致电邓颖超：“孙所提三事，照你来电办理，惟到车站接的人选望你来电告知，以便不太唐突。”(《建国以来周恩来文稿》第1册)事实上，宋庆龄抵达北平后，不仅受到热烈欢迎，当晚，毛泽东还特别为宋庆龄举行了欢迎宴会。
 

　　8月26日，宋庆龄在邓颖超、廖梦醒、上海市军管会交际处处长管易文等人的陪同下乘火车离开上海。
 

　　“我已经看到了新中国”

　　8月28日，毛泽东一吃过午饭，就换上了那套平时不大穿，只有迎接知名人士时才穿的浅色中山装。15时45分，毛泽东乘着一辆黑色吉斯防弹轿车来到车站站台上。
 

　　16时15分，北平前门火车站，上海驶往北平的专列徐徐进站。在毛泽东的陪同下，宋庆龄与列队迎候的朱德、周恩来、林伯渠、董必武、李济深、何香凝、沈钧儒、郭沫若、柳亚子、蔡畅等50余人挥手致意。
 

　　宋庆龄为何能命驾莅平?
 

　　1949年9月7日的《人民日报》上刊发了一篇《宋庆龄讲话》，可以看出端倪: “24年前，孙中山先生把他衷心的愿望遗下给我们，要我们和中国唯一的友人苏联亲密合作。我们一定都记得，他曾怎样欢愉地迎接十月革命，热烈地主张和中国共产党合作。24 年后的今天，他的愿望终于实现了。我们现在可以展望未来，从事建设与复兴的工作，建立一个人民文化与社会进步的新世界，和我们伟大的盟友苏联人民作为同志，携手并进。”
 

　　爱泼斯坦与宋庆龄有着长期交往的经历，宋庆龄将作传之事授权于他。爱泼斯坦对宋庆龄的北上评价说: “不止是她个人的事情，而是反映了中国革命中两条洪流的汇合——一条是由孙中山所发起并在晚年改变了导向的，另一条则是由共产党领导的，它代表了革命的继续高涨并走向胜利和社会主义新阶段。”(伊斯雷尔•爱泼斯坦: 《宋庆龄———二十世纪的伟大女性》，沈苏儒译，人民出版社1992 年版)
 

　　宋庆龄最初希望自己仅列席会议，但中共中央认为她应当作为正式代表出席会议。对此，宋庆龄的最初意见是：一、仍以旁听者身份列席。二、对与张治中、邵力子等列名，没有什么意见。三、对担任妇联代表颇顾虑，如不会说话，不能反映团体意见，不能经常参加团体的工作等。
 

　　从邓颖超电文的内容推断，最初中央很可能认为宋庆龄作为妇女界的代表是当之无愧的。不过宋庆龄个人并不希望久居北平，认为无法开展妇女工作。这样，到8月13日为止，宋庆龄担任新政协会议代表的身份问题尚未最后确定。
 

　　但是，宋庆龄既抵北平也就身不由己了，社会活动纷至沓来——
 

　　9月1日，出席冯玉祥逝世一周年追悼大会。
 

　　9月2日，中华全国民主妇女联合会第九次常务委员会通过决议，“敦请孙夫人宋庆龄先生为该会名誉主席”(《人民日报》1949年9月3日。)
 

　　9月6日，出席中苏友好协会总会筹备委员会全体会议。
 

　　9月21日至30日，她作为无党派人士，以特邀代表的身份当选为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主席团成员和主席团常务委员会委员、第一届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委员、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副主席。
 

　　自此，宋庆龄以一种全新的角色出现在公众视野中。
 

　　10月1日，天安门城楼的古砖道上，宋庆龄紧随毛泽东、朱德、刘少奇之后，出现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开国大典上。
 

　　10月17日，宋庆龄在罗叔章和邹韬奋夫人沈粹缜等人陪同下，返抵上海。宋庆龄每年均定期赴京“上班”。
 

　　11月9日，作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副主席的宋庆龄，在上海人民广播电台发表讲话，当谈到参加开国大典的感受时她说：“这是一个非常庄严的典礼。但是我的内心，却有一种难以抑制的欢欣。回忆像潮水般在我心里涌起来，我想起许多同志们牺牲自己的生命换得了今日的光荣。连年的伟大奋斗和艰苦的事迹，又在我眼前出现。但是另一个念头紧抓住我的心，我知道，这一次不会再回头了，不会再倒退了。这一次，孙中山的努力终于结了果实，而且这果实显得这样美丽。”
 

　　“我已经看到了新中国———它的长度和高度，它的诞生和生命的开始。”(《宋副主席在沪广播演说，畅谈华北之行所得印象》，《人民日报》1949 年11 月10 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