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文贵1942年写鼠疫报告：首揭日军细菌战

　　“鼠疫爆发前几天，有日机窜入宁波市区上空投下大量麦粒、粟米和面粉等物；日机离开后，地上即出现大量红色的跳蚤……”根据汇报的情况，陈文贵尖锐而肯定地指出——日军在我国进行了细菌战，应立即训练侦察敌人生物战和防止生物战的专业队伍。

　　“1941年11月4日5时许，敌机一架，于大雾弥漫中，在常德上空低飞，投下小麦、黄豆、棉絮及其它不明物体。7日后，第一例疑似鼠疫病例被发现……”在永川区档案局，珍藏着一份由永川籍细菌学家、中国科学院院士陈文贵(1902-1974)，在1942年所写的《湖南常德鼠疫报告书》复印件。
 

　　这份万言报告书，第一次真实地揭发了日军在中国进行细菌战的罪行。
 

　　尽管已过去70余年，日军对中国实施细菌战所犯下的罪行和伤害依然罄竹难书。那么，出生于重庆永川区的微生物学家陈文贵，到底是何许人也？他的一生，又在揭露日军细菌战中扮演了何等重要的角色？记者日前查阅历史档案、回访其永川祖籍，力图还原历史。
 

　　生性秉直，父亲劝阻其从政

　　青瓦、粉墙，高大的银杏、香樟等树木围绕……位于永川区松溉镇文昌街的陈家大院，就是陈文贵出生的地方。
 

　　“陈家大院出了很多名人，除了著名影星陈冲，她的爷爷陈文镜和大爷爷陈文贵都是著名的医学家。”住在陈家大院附近、92岁的蔡少林大爷抽着旱烟回忆。
 

　　“光绪年间，松溉是永川唯一的水码头，商贾云集。”蔡大爷告诉记者，那时，陈家祖先陈朝钰在镇上经营着一家名叫“源顺庆”的花纱商号。
 

　　陈文贵6岁时，由于家境殷实，父亲陈海门便设家塾授课，并让其5岁的弟弟陈文镜陪读。《百家姓》、《三字经》……兄弟俩历时6年学完四书五经，打下了较为扎实的国学基础。后来，兄弟二人又相继在江津县白沙镇和重庆私立求精中学求学。
 

　　“陈文贵从小生性秉直。”长期研究永川历史的该区档案局党史研究科科长欧利伟告诉记者，由于深受国学思想濡染，兄弟俩均有“兼济天下”的报国情怀。“五四”运动爆发后，兄弟二人还参加了重庆的爱国学生运动，陈文贵还成为市区学联的领导人之一。
 

　　史料记载，中学毕业后，陈文贵希望从政，其父却极力阻止，因深知其秉性太刚直不适合从政，而令兄弟二人从事医学。1921年，兄弟俩进入湖南雅理大学医学预科。在此期间，他们又结交了校内外一些进步青年，并陆续参加了声讨军阀吴佩孚、驱逐省长赵恒惕的斗争，从此走上了救死扶伤、济世为怀的道路。
 

　　为制造疫苗在子女身上做实验

　　1928年，时年26岁的陈文贵进入成都华西协和大学医科学习。这时，他对细菌学有了浓厚的兴趣。一年后，陈文贵获得医学博士学位，并任北平协和医院病理科助教。两年后，他又转入协和医院细菌系，专门从事细菌学研究。
 

　　“平时，他除了做好日常教辅工作，将其余时间全部投入到细菌血清的研究工作中。”陈文贵的小女儿陈晓晴告诉记者，以前听母亲讲，父亲常常在实验室泡到半夜三更才回来，如果有新的进展就会高兴得像个孩子。
 

　　经过不断的实验和探索，陈文贵先后撰写了《组织培养下疫苗病毒性的变异》、《霍乱弧菌的培养、分离和变异》等多篇论文，在美国《实验生物》、《医学会刊》等专业刊物上发表，成为学界翘楚。
 

　　抗日战争爆发后，受同学之邀，陈文贵前往贵阳卫生署担任卫训所主任，并任贵阳医学院教授。
 

　　1938年和1939年，贵阳发生大面积霍乱疫情，大批民众受染身亡。当时，疫苗血清供应非常紧缺，陈文贵立即带领身边的教学医生试验生产霍乱疫苗。
 

　　“父亲十分谨慎，他不仅用动物试验疫苗，还在哥哥姐姐的身上进行人体试验，确定没有不良反应后才拿来救助民众。”陈晓晴回忆，因为此事关系广大百姓，因此家里人并不埋怨父亲，反而很支持他，认为这是非常崇高的事。
 

　　由于陈文贵制作的疫苗对遏制霍乱的蔓延起到了显著作用，于是，驻贵阳的中国红十字会决定请陈文贵筹建一所先进的疫苗血清制造室，既生产各种疫苗，又培养专业人才，陈文贵便愈发沉浸在对细菌学的深入研究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