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败俱伤：贺子珍与吴光伟延安冲突解密(2)

　　曾经丰富的人生经历

　　吴光伟进入延安之前，有着相当丰富的人生经历，思想比较激进，有爱国热忱，有服务社会的责任意识，有现代女性的独立自主精神。
 

　　据她在延安接受斯诺夫人尼姆？威尔斯采访时介绍，她1911年出生于河南，两岁时随父母迁居北京。父亲在北京担任盐务局局长，是个诚恳、勤奋、安分守己的人，维持着一个中产阶级家庭的生活。她出生的家庭除了父母，还有两个姐姐、一个妹妹和一个弟弟。兄弟姐妹都接受过良好的教育。她就读的小学和中学都是北平的教会学校，1925年的五卅运动，给她很深的爱国主义影响。1926年3月18日，北平学生举行抗议段祺瑞政府的示威游行，她和同学们冒雨等候在段祺瑞政府门前，得到的答复却是有的学生被警察打伤，还有一名学生被枪杀。后来，她转学到上海，在一家商学院的女生部专攻英语。她学习很用功，在班里得过最高荣誉奖。课余时间，她喜欢打排球和篮球。班主任是一位曾在美国获得社会学学士学位的广东人，对社会工作很热心，常带学生参观上海的大小工厂。吴光伟非常喜欢这种教学方式，不仅得了高分，还激发起希望去改善工人们悲惨生活的社会理想。
 

　　这样一位深得学生喜爱的班主任，却遭到学校的解聘。吴光伟作为女生部的代表，要求校长收回解聘班主任的成命。校长表面上答应了学生的要求，但几天过后还是解聘了那位班主任。暑假开始，吴光伟曾想再组织一次斗争，但同学们大都离开了学校。1929年秋季开学，她又回到北平的经世中学。对教会学校管理制度和昏聩教师的反感，作为学生领袖之一，她又一次成为学生运动的组织者，结果是包括她在内的三十名学生被学校开除了。不久，吴光伟考取国立北平师范大学。
 

　　吴光伟恋爱的对象是张砚田，当时在北平大学读书。他们在1934年3月1日结婚，当时吴光伟23岁。同年8月，张砚田留学日本帝国大学。吴光伟毕业后，曾在北平中华戏剧专科学校任教，同时兼做家教，每月收入60元，自己用20元，其余都寄给在日本读书的丈夫，帮助他完成学业。不久，她也到了日本，对那里的国民教育水平有很深的印象。三个月后，她回到国内，正逢国立南京戏剧学校招收首届学员。1935年10月，吴光伟考入该校学习，同学中有叶仲寅、沈德蔚、左恭、贾耀恺、朱家训等人。
 

　　曾经在北平师大和南京戏剧学校与吴光伟两度同学的叶仲寅(叶子)回忆，自己在北平师大学的是国文系，吴光伟学的是外文系，彼此都很面熟。南京戏剧学校开学时，忽然发现还有原来的校友，就格外熟悉起来。1936年初，学校排演果戈里的喜剧《巡视专员》(即《钦差大臣》)，吴光伟扮演市长夫人，很受欢迎。演出后她却走了，学校挽留她，她以经济拮据而告辞。
 

　　吴光伟自己解释离开南京的原因是：“我把演戏看成是大众教育的一种形式。我在该校学习演技，但不久就发现训练很有限。虽然这是一所新式学校，但它没有什么前途，只不过是给那些腐朽的官僚提供娱乐消遣罢了。”
 

　　离开南京后，吴光伟又回到北平，大部分时间在图书馆看书。1936年夏，她到西安，在陕西省政府民政厅当职员，是办公室里唯一的女性，月薪60元。年底，西安事变发生后，她到西北民族救亡联合会妇女部工作——“我们想动员西安的全体妇女都来参加，我还帮助写宣言和标语，并在我的办公室里搞印刷……对我来说，那真是一段好时光，我平生第一次感觉到我是个有用的人。我和一位懂政治的朋友住在一起，她介绍我认识了一位共产党员。我渴望从事革命工作，并想知道我最适合做什么工作。我获悉有可能到延安学习，就在1937年2月19日来到了这里。我期望经过全面训练之后能成为一名党员。”她认为，西安事变更促使她加入到共产党的队伍，特别是抗日运动之中。
 

　　对于自己的婚姻，她当时认为自己的婚姻处于维持状态。丈夫是进步的，但不够活跃，像大多数普通中国人那样。她不愿意把自己的一生都浪费在琐碎的家务上，希望能够在社会事务方面有所作为。她理想的婚姻是丈夫和妻子都在进步者的圈子里各做各的事，互不干涉，否则不如过单身生活。

 

　　离开延安后的日子

　　离开延安后，吴光伟先在西安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战时工作干部训练团第四团工作，她仍然希望能够回到共产党队伍里来，但由于婚姻关系以及难以裁决的“吴光伟事件”影响，她被谢绝在革命阵营之外。几年后，她随丈夫到重庆，再到台湾。
 

　　1938年3月至7月，吴光伟曾经待过的西北战地服务团从山西转移到西安，借住在莲湖公园旁边的一个中学里。对于曾经一起演过戏的昔日战友，吴光伟亲自找到西战团驻地，看望这支寄托着自己艺术理想的队伍。多年过后，陈明还清楚地记得，吴光伟不止一次来看望大家，其中有一次还为他带来肉包子。从她委婉的叙述中，陈明感觉到似乎是其婚姻拖累了她。
 

　　另据朱家训回忆，1938年4月他从重庆到延安，改名朱丹，进抗大第四期学习，未及毕业便转入鲁迅艺术学院实验剧团，同年10月因生活不习惯而告退，搭乘八路军的汽车到西安，在城门外被国民党守军拦截，押解到设在东厅门的干训四团受训，后来他参加该团艺术大队工作。在这里，他惊奇地发现原来在南京戏剧学校的同学吴光伟也在这里，担任女生大队少校指导员。同时在这里担任上校教官的还有连战之父连震东。朱家训离开延安前夕，曾接受抗大委托，捎带200封募捐信到西安八路军办事处，他一直与八路军办事处负责接待工作的鲁明保持联系。吴光伟通过朱家训希望与八路军办事处的共产党组织联系，经组织安排由办事处组织科长居敬与她谈话。可惜过了很久，她都没有得到这次谈话的结果，便一直留在干训四团工作。
 

　　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战时工作干部训练团，是抗日战争时期国民党中央开办的一个大型军事、政治训练机构。西安干训四团教育长是胡宗南，训练宗旨是“要以异党分子训练成为吾党分子。用以毒攻毒的方法，来施行各种训练”。据朱家训观察，吴光伟是身在“国”营，心仍然惦记着“共”，并努力帮助积极抗日的同学。
 

　　1939年2月，朱家训因被发现与八路军西安办事处有联系，以参加二战区民族革命实验剧团上山西前线名义离开干训四团。走到黄河边，他意外地收到署名吴薇的信，原来是吴光伟托人带来的，其中说到她在西安过得很苦闷。1939年4月，朱家训再回到西安，因手头拮据，找吴光伟告急。吴光伟给他40元钱，他乘火车到宝鸡，转到四川。此后，他们就没有任何联系。
 

　　吴光伟1937年2月到延安，大约在8月底9月初离开延安。同年8月底，贺子珍也离开延安。也是在这个8月底，江青来到延安，在经历过政治审查和党校学习、鲁艺工作后，1938年11月与毛泽东结婚。从此，吴光伟在延安的经历被所有关于延安的革命历史所遗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