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彪最赏识的王力大红大紫迅速倒台内幕

　　得到林彪、康生的赏识，王力成为“御用文人”之一
 

　　王力，1922年出生于江苏淮安。年轻时便已加入中国共产党，曾在东北军从事秘密工作。抗日战争胜利后，调往山东《大众日报》担任记者。不久，出任中共山东渤海区党委宣传部副部长。解放后，在上海担任中共华东局宣传部宣传处长。60年代初，调往越南，做民兵工作的顾问。回国后，升任中共中央对外联络部副部长。中苏两党论战时，曾作为“秀才班子”的成员参加了“九评”的撰写工作。康生作为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是“秀才班子”的负责人。王力曾随康生多次赴莫斯科谈判，并一起起草“九评”文件。平日不愿意送字给人的康生，曾亲笔给王力写过一副对子：“十下莫斯科，稳坐钓鱼台”。意即王力十次去莫斯科谈判，而“钓鱼台”则是双关语，因为当时写作班子在钓鱼台。
 

　　1965年对于王力来讲是关键性的一年。这年9月，为了纪念抗日战争胜利20周年，中央决定以林彪名义发表《人民战争胜利万岁》一文。这篇文章的执笔者便是王力。文章指出：
 

　　毛泽东同志关于依靠农民，建立农村根据地，以农村包围城市，最后夺取城市的理论，对于今天世界上一切被压迫民族和被压迫人民的革命斗争，特别是对于亚洲、非洲、拉丁美洲被压迫民族、被压迫人民反对帝国主义及其走狗的革命斗争，更是突出地具有普遍的现实意义。今天的世界革命，从某种意义上说，也是一种农村包围城市的形势。
 

　　文章受到了重视，王力也得到了林彪、康生的赏识，从此开始平步青云，跻身上层。
 

　　1966年5月，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决定重新设立文化革命小组，隶属于中央政治局之下。5月28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中央文化革命小组名单的通知》。《通知》任命陈伯达为“中央文化革命小组”组长，康生任顾问(陶铸于8月2日后曾兼任顾问)，江青、王任重、刘志坚、张春桥任副组长，组员为谢镗忠、尹达、王力、关锋、戚本禹、穆欣、姚文元。
 

　　从《红旗》杂志副总编，一下进入隶属于中央政治局之下的“中央文革小组”，王力开始从幕后走到了台前。随着尹达、陶铸、王任重、刘志坚、谢镗忠、穆欣的先后被揪斗，“中央文革小组”只保留了清一色的所谓“左派”，王力也随之成为“中央文革小组”的四支“秃笔”之一。
 

　　作为“中央文革小组”成员，王力曾多次列席中央政治局会议，参与起草了一系列中央文件、《红旗》杂志社论(如1967年8月中共八届十一中全会通过的《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即《十六条》等)，其中，人们较为熟知的或许就是1966年《红旗》杂志第十三期社论和1967年2月老帅们“大闹怀仁堂”的会议了。
 

　　1966年10月3日，《红旗》杂志第十三期社论《在毛泽东思想的大路上前进》发表。这篇社论由王力、关锋执笔，“中央文革”讨论，江青、康生、张春桥审稿，陈伯达定稿。标题由陈伯达亲自拟定。
 

　　社论向全国发出了新的动员令：“两条路线的斗争并未就此结束。有些地方、有些单位，两条路线的斗争还是很尖锐、很复杂的。有极少数人采取新的形式欺骗群众，对抗《十六条》，顽固地坚持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对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必须彻底批判”。“在这里，不能采取折中主义”。
 

　　社论刚刚发表，10月6日，以蒯大富为“司令”的“首都红卫兵第三司令部”便召集10万人，举行“全国在京革命师生向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猛烈开火誓师大会”。随后，全国各地迅速掀起“彻底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浪潮。1967年2月李先念在“二月抗争”上所说的，“那样大规模地在群众中进行两条路线斗争，就是以这篇社论开始的”；“老干部统统打掉”，也是从这篇社论开始的。
 

　　随着“文化大革命”的深入，老帅们与康生、江青、陈伯达等“中央文革”的矛盾也日趋尖锐。为了党和军队的前途，2月16日，终于爆发了老帅们“大闹怀仁堂”事件。作为1月8日被毛泽东任命为中共中央宣传组组长(相当于中宣部部长)的王力也参加了这次会议。
 

　　会议由周恩来主持。开会时，周恩来居中。在周恩来右首，坐北朝南，依次为陈伯达、康生、李富春、陈毅、谭震林、李先念、叶剑英、徐向前(皆为政治局正式委员)；在周恩来左首，依次而坐的是谢富治(政治局候补委员)、余秋里、王力、张春桥、姚文元。
 

　　会议的原定日程是“抓革命、促生产”。会上，老帅和国务院副总理们冲着陈伯达、康生、张春桥、王力、姚文元这五员“中央文革”的“大将”进行了猛烈抨击。会议从下午3时开到7时，“中央文革”始终处于守势。会上，王力、张春桥、姚文元说话不多，只是埋头记录。会后，他们就开始了“告御状”的准备工作。
 

　　据王力回忆：
 

　　刚一散会，姚文元对我说：“王力，你要站稳立场。这是一场大的斗争。”张春桥把我和姚文元叫到他的房间，说：“今天这个问题很大，要把情况凑一凑。明天我们要回上海了，主席说过，临走前要再见我们三个人。今天的事要报告主席。”他们两个凑，让我记。当时认为不对的话，都凑上了。
 

　　这就是由张春桥、王力、姚文元“集体整理核对”的会议记录《二月十六日怀仁堂会议》。
 

　　工于心计的张春桥在与王力、姚文元凑好记录后，三人直奔江青住处。
 

　　王力回忆道：
 

　　张春桥向江青报告，带着姚文元和我一起去钓鱼台十一楼。
 

　　张春桥向江青一条一条讲，本来正在“生病”的江青，立时“病愈”了。江青暴跳如雷，说道：“这是一场新路线斗争，陈毅、谭震林、徐向前是错误路线的代表，叶剑英、李先念、余秋里是附和错误路线的，陈伯达、康生在路线斗争中动摇。”由于李富春在会上一言未发，所以江青没有提到他。事关重大，江青劝张、姚推迟一天回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