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明得以掌控中国共产党究竟有什么国际背景？(5)

正因如此，共产国际领导人认为王明不具备领导中国共产党的素质。1937年11月13日，在王明回国前，季米特洛夫明确告诉他：你回中国去要与中国同志关系弄好，你与国内同志不熟悉，就是他们要推你当总书记，你也不要担任。言下之意是，王明不具备担任中国共产党领袖的条件。但是，王明回国后把个人凌驾中央之上，与延安中央争权，犯了右倾错误。共产国际执委会获知后，在1938年7月确认，抗战以来中共的政治路线是正确的，“中共在复杂的环境和困难的条件下真正运用了马列主义”。季米特洛夫还特别强调，“应该承认毛泽东同志是中国革命实际斗争中产生出来的领袖”，中共中央“在领导机关中要在毛泽东为首的领导下解决”。他对即将回国的王稼祥说：“请告诉王明，不要竞争了。”共产国际的这个指示，肯定“中共中央的政治路线是正确的”，肯定中共中央领导机关要“以毛泽东为首”，这就从根本上剥夺了王明以共产国际“钦差大臣”自居，不断对中共中央的政治路线说三道四的资本，为中共六届六中全会的顺利进行提供了保证。而通过六届六中全会，纠正了王明的错误，批准了以毛泽东为首的中央政治局的路线，从组织上肯定了毛泽东在全党的领导地位。毛泽东后来曾就此评价说：“六中全会以前虽然有些著作，如《论持久战》，但是如果没有共产国际指示，六中全会还是很难解决问题的。”

而共产国际之所以对王明有这样的表态，是基于对王明能力、水平和品性的判断。历史证明，共产国际关于中国共产党领导人选的决策是至关重要的。

几点认识

第一，王明在共产国际的任职与中国共产党在共产国际的地位紧密相关。也就是说，中共党员在共产国际担任何种职务，很大程度上是与作为中共代表、代表中国共产党的角色紧密联系在一起，当然也可能包含个人的因素，但更主要的是代表一个党的因素。换句话说，就是党在共产国际的地位决定了该党党员在共产国际的地位。倘若王明不在莫斯科，有可能别的中共党员担任其在共产国际的职务。

第二，王明与斯大林的关系，似乎没有通常传说得那么密切。按理，王明是中共在莫斯科的代表人物，对中国情况相对熟悉，在研究讨论或决策有关中国共产党、中国问题时，他应该参加。但从《季米特洛夫日记》看，在季米特洛夫前往克里姆林宫讨论或请示有关中国、中国共产党问题时，均没有王明参加。《季米特洛夫日记》中王明面见斯大林的记录只有一次，那是1937年11月11日，在王明即将回国时，季米特洛夫带着王明、康生、王稼祥去见了斯大林。据此，似乎可以得出王明面见斯大林的次数很少的判断。

第三，共产国际对王明的提拔，是特殊历史条件下的特殊产物。有论者以共产国际对王明的突击提拔而强调王明的国际背景，有夸大之嫌。如前所述，王明的跃升是共产国际作用的结果，但这个国际背景是动态的、有限制的，不宜过分夸大。共产国际二大通过列宁起草的《加入共产国际的条件》，把必须执行共产国际代表大会及其执行委员会的一切决议，作为各国工人阶级政党加入共产国际的条件。也就是说，凡是参加共产国际的各国党都是它的支部，都必须执行共产国际的一切决议，共产国际与各国党之间是上下级、领导与被领导的关系。这种关系，实际上就规定了共产国际可以干预各国党的事务，包括改组各国党的领导机构、选择领导人。而具体到中共，任用中共中央领导人曾是共产国际的一贯做法，当时中国共产党的许多领导人都是共产国际选择和任用的。陈独秀在中共一大到五大担任中共中央领导人，既有历史形成的原因，也有共产国际认可的因素，并且后者的分量很重。中共八七会议后瞿秋白主持中央工作，中共六大上向忠发的突起，都是共产国际作用的结果。甚至遵义会议后，中共六届六中全会之所以确立毛泽东的领导地位，在很大程度上也是共产国际作用的结果。

应该说，上述现象是特殊历史条件的产物。处在幼年的中国共产党，各方面都不成熟，而远在莫斯科的共产国际对中国的了解非常有限，但又担负指导中国共产党的责任，因此，在处理中国革命问题上出现许多错误，曾给中国革命造成不小的损失。但我们应当明确的是，作为一个旨在推进世界革命的组织，一个强调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组织，其基本决策是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大局考虑的。具体到在中国革命问题上，在中共中央领导人选问题上，虽然存在个人好恶的现象，但不是主要的，主要还是从发展、推进中国革命的大局出发。这恐怕是分析共产国际与中国革命、与中国共产党关系的一个基本点，也是认识和评价王明国际背景的基本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