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弱民贫：袁世凯如何终结“大蒙古国”独立闹剧(2)

军事震慑

行伍出身的中华民国大总统袁世凯是北洋军阀的头头，他手中有数十万精兵。上文提到的给哲布尊丹巴的那一份电文中，袁世凯恩威并施，严正警告：“现各省将领，以领土损失，治权亏缺，愤慨甚烈，各思纠集健儿，以与贵喇嘛相见。”袁世凯在多管齐下之中，也确实谋划了武力解决。库伦政权拘捕刑讯图盟墨尔根王，袁世凯就以墨尔根王是“民国政府优待条件所承认”的王爷抗议库伦政权的行为为非法，并以其为由谋划出兵。袁世凯命令热河、张家口、山西、绥远等地的驻军坚决反击外蒙古叛军对内蒙古的侵犯，并在1912年底将外蒙古的叛军驱逐出了内蒙，内蒙的形势很快稳定下来，也极大地震慑了库伦的所谓“大蒙古国”政权。

谈判斗争

通过外交谈判，确认中国对外蒙古的领土主权，这是一场十分艰巨的斗争。袁世凯为大总统的中华民国政府要对付的，不仅仅是库伦的分裂分子外蒙古王公，更要面对以所谓调停人身份出现的“大蒙古国”的后台老板——阴险、狡诈、贪婪的沙俄。1912年10月，沙俄驻华公使廓索维慈以专使身份与“大蒙古国”当局谈判，袁世凯政府通过多种外交途径向沙俄声明俄此举是干涉中国内政。沙俄公然无视中国的声明，仍然于1912年12月3日与所谓的“大蒙古国”签订了《俄蒙协约》和《俄蒙协约专条》，以支持外蒙古自治换取了沙俄在外蒙有排他性的商业地位，而对中国在外蒙的主权则只字未提。《俄蒙协约》的签订，激起中国人民的一片声讨，举国舆论哗然。外交总长梁如治辞职，继任外长陆征祥与沙俄驻华公使库朋斯齐于1913年5月20日议定《解决蒙事条文六款》因为承认俄方的商务利益，在国内遭到强烈反对，7月11日被参议院否决。9月18日，中国继任外长孙宝琦与库朋斯齐再度谈判，达成《中俄声明文件》。中国对外蒙古的主权沦为“宗主权”，基于宗主权而衍生出俄国承认外蒙古为中国领土的一部分。1914年9月8日起，中、俄、外蒙三方在恰克图举行会议。赴会谈判前夕，袁世凯面谕全权专使毕桂芳、陈蒙，要求将外蒙古承认《中俄声明文件》中已议定的“大蒙古国”库伦政权取消独立、取消“共戴”年号、取消帝号等作为开议的先决条件。所以，会议一开始，中方代表即按照袁世凯的训令要求外蒙将取消独立、遵用中华民国年号等作为会议的先决条件。开始的十多次会议均围绕这些问题进行激烈的交锋，三方你来我往，唇枪舌剑。中国专使态度坚决，拒不妥协。最终，经3个月谈判斗争，加之适逢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自顾不暇的沙俄与得不到后台老板支持的外蒙分裂分子不得不双双妥协，承认中国对外蒙古的宗主权，外蒙古废除国号、年号、帝号以及政府名义，哲布尊丹巴图克图汗接受中华民国大总统册封。1915年6月7日，外蒙宣布取消独立，所谓“大蒙古国”寿终正寝。外蒙古重新恢复为中国领土范围内的自治地方。

评价历史人物的是非功过，不能离开历史人物所处的特定的历史环境，要坚持实事求是。当年，年轻的中华民国立国未稳，当家人袁世凯面对狼子野心的沙俄和已经小成气候的外蒙古分裂势力，能审时度势，针锋相对，连出四招，基本上成功地捍卫了国家的统一，领土的完整。特别是在十分艰难的条件下，通过谈判斗争，重新确立了中国对外蒙古领土的主权，使所谓的“大蒙古国”的闹剧偃旗息鼓，曲终人散，无论如何当属不易。其历史功绩，值得肯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