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记者改变大历史 张作霖竟间接死于记者之手

      人称“东北虎”的张作霖，走过一段弯路，在沈阳城里错误地镇压了一些要响应辛亥革命的仁人志士，但他很快就认清了浩浩汤汤、不可阻挡的世界潮流，积极要求进步，积极向组织靠拢，积极支持孙中山先生的国民革命和统一事业。

      国奉合作始于1919年。这年秋天，孙中山先生开始和张作霖建立统一战线，共同对付直系军阀吴佩孚。双方约定，由北伐军先动手，兵出湖南，与敌决战，再前后夹击。然而，由于陈炯明叛乱和湖南当局的阻扰，结果北伐未能按计划行动，致使东北军在与直系作战中孤立无援而失败。

      1922年9月，孙中山又修书一封，派汪精卫去东北请兵借饷，老张欣然应允，先后资助北伐军80万元巨款，以及部分武器弹药。在无偿地提供财政和军事援助的同时，他的思想觉悟还有了进一步提高，多次表示要服从三民主义，主动让权，以实现全国统一，表现出高风亮节的博大胸襟。比如，他的儿子张学良在给党国使者的一封信中说:家父对中山先生“钦服之余，辄有景行行止之叹，权利已早拟退让矣，宁能言此而相争也！”

      1924年9日4日，第二次直奉战争爆发，国民革命军即于次日举行北伐。一方面，北伐军牵制了曹锟、吴佩孚的行动；另一方面，直奉内部又发生冯玉祥倒戈，奉挥师南下、响应北伐的奉系，仅用1个多月就取得决定性胜利。老张同志随即与冯玉祥、段祺瑞等人电邀孙中山北上，共商国事。

      然而，由于担任中华民国总执政的段祺瑞，要承认几十年来帝国主义强加于中国的一切不平等条约，老张也因为自己的政治立场，不理解联俄容共政策，导致孙先生于12 月4日抵达天津后出现重大的政治分歧，会谈未取得任何共识。

      “国奉合作”就这样不幸解体。

      1927年，張作霖同志就任北洋政府陆海军大元帅，从而实现了他一生中从奴隶到总统的历史性转变。此时的中国，军阀割据，山河破碎，为进一步完成国家统一，北伐军遂于1928年沿津浦、京汉、正太铁路全面出击，与奉军展开激战。5月3日，日本帝国主义与北伐军发生冲突，悍然制造了济南惨案。面对国难，张大帅站在“兄弟阋于墙，外御其务”的历史高度，向中华民国南京政府发出通电，希望停战言和，准许他“同参政事”，一致对外，“所有国内政治问题， 但期国民有公正之裁决。”

      这是老張同志的第二次让权，是又一轮国奉合作的新尝试。然而，这一事关党国的千秋大业，在即将通过讨论的前夕，竟然被一个叫张友鸾的年轻人无意中给搅了局。

      那么，张友鸾是如何坏了党国大事的呢？此人在南京，不过是记者而已，但那时候的记者，敢捅漏子，政府官员敬畏三分。当时，国民政府由主席谭延恺与两位常务委员李烈钧、蔡元培主持工作，但蔡元培不常上朝，教授嘛，不坐班搞习惯了，把庙堂当课堂了；谭延恺呢？只管大事；所以日常事务都由李烈钧负责，每周一的新闻发布会，这位李常委逢会必到，不时时与记者聊聊天，因而和新闻界的关系搞得很好。

      这天，张记者去采访，刚好碰到李常委要外去，两人打过招呼后，李常委喜笑颜开地透露他那里有“好新闻”，但需保密，记者的职业特点立刻使张友鸾穷追不舍。李常委引火上身，被缠得实在走不脱，那些警卫战士怎么也没有当场驱离这些狗仔队，结果他便只好透露当晚开会、要通过张作霖“参政”的重大新闻，并交给他一份“请准许张作霖同参政事”的提案材料，内容大意是北伐胜利在望，总还要付出相当代价，如今张作霖表示悔过，请求言和，应该接纳，准其同参政事，以早日结束战争，进行建国大业。正文下方，则是提案人的签名，他们分别是国府委员，以及蒋介石、冯玉祥、阎锡山和李宗仁四个集团军的代表。

      分手前，李常委千叮咛、万嘱咐张记者:“千万别告诉你的那些同行，说是从我这里得到的，那可就给我找麻烦了！”

      张友鸾倒没有告诉其他记者，抢新闻还来不及呢，但他却拿着提案，转身直奔附近的阎锡山第三集团军驻京办事处。因为他认为，奉系求和，别人同意，都可以理解，唯独阎锡山和张作霖是多年的生死冤家，怎么也同意和解呢？所以想去找他们了解一下个中原委。

      第三集团军办事处有两名代表。无巧不成书的是，在提案上签字的刘代表偏偏不在家，而另一位赵代表听记者一问却满脸惊讶，说他根本都不知道这件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