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适到过几次日本？(5)

      1950-1960年代

      到了1950年代，胡适在美国、台湾地区之间往返，多次在东京停留。 1952年11月18日，胡适从西雅图飞抵东京，“驻日大使”董显光等人到机场迎接，并为胡适请了许多日本客人和美国客人，是日半夜离开东京。翌日早上八点抵达台北松山机场，有五六百人迎接。1953年1月17日，胡适结束了将近三个月的台湾之行，飞抵东京。

      18日，在汤岛圣堂购书，并因董显光之约，会见日本文教界领袖，参观东京市区。

      19日，上午访山本书店，下午出席东方文化学会等三个重要学术团体的联合欢迎茶会。20日，参观东洋文库、静嘉堂文库，会见双目近乎失明的著名汉学家诸桥辙次，下午与日本各大报刊代表会晤，然后在改造社晚餐。

      21日，会见日本副首相绪方竹虎、外相冈崎胜男，然后在日本广播电台（NHK）发表演说，题为“Our Common Enemy”，下午参观东京大学。是日晚上，出席冈崎胜男家宴。

      22日，与新闻记者一同午餐，晚上十点半飞往美国，25日到纽约。假设胡适1936年11月返国、1946年6月返国都不曾访问日本，那么1952年11月、1953年1月在东京短暂停留，则可以说是第八、九次到日本了。

      1954年2月11日，胡适离开纽约，经旧金山、洛杉矶、东京，18日抵达台北。——限于材料，无从得知胡适在东京的具体行程。不过，胡适此次台湾之行的目的是很清楚的——出席“国大”第二次会议。李宗仁因反对此会，后被罢免，胡适则明白表示拥护蒋介石、陈诚为“总统”、“副总统”的候选人。

      4月5日离开台北，到东京；6日晚上，胡适在董显光的宴会上演讲；7日在山本书店购买《清代学人书札诗笺》十二册，傍晚6点飞往美国。这大概是胡适第十、十一次到日本了。

      1957年11月，胡适被蒋介石任命为“中研院”院长。1958年4月2日，胡适离开纽约，6日抵达东京，7日出席“驻日大使”沈觐鼎的宴会，8日下午搭乘西北航空公司的班机飞赴台北，陈诚“副总统”以下的高官、教育学术界人士、胡祖望夫妇及其儿子胡复到机场迎接。

      10日出席院长就职典礼。

      6月16日，从台北飞往东京，这次航班在冲绳岛停了半小时，其间胡适劝钮永建（1870-1965）将南菁书院的生活记录下来。当晚，胡适在东京停留一宵，出席了沈觐鼎的晚宴。

      9月5日，在华盛顿主持中基会年会。

      10月30日，胡适离开纽约飞抵旧金山，11月3日飞往东京，晚上出席沈觐鼎的非正式晚宴，在座的还有林语堂夫妇。

      11月5日，抵达台北。这大约是胡适第十二、十三、十四次到日本了。

      1959年7月3日，和赵元任一同离开台北，4日胡适在东京接受记者采访。是日晚，搭机飞往檀香山，参加在夏威夷大学举办的“东西方哲学讨论会”。

      9月初，在华盛顿主持中基会年会。

      10月8日离开纽约，到西雅图看望萧公权、李方桂；再到旧金山，看望赵元任、李卓皓，10月12日取道东京，14日飞回台北。这也许是胡适第十五、十六次到日本。

      1960年7月9日上午11点半，胡适从台北飞往东京，傍晚7点飞往西雅图（越过子午线，时间倒退了一天——亦即，胡适过了两个7月9日），晚上10点抵达，10日出席在华盛顿大学举行的“中美学术合作会议”，并发表演讲，题为“中国的传统与将来”（The Chinese Tradition and the Future）。

      9月2日，胡适在华盛顿出席中基会年会。4日，雷震被台湾当局逮捕。

      10月18日，胡适离开美国，19日到东京，同日毛子水从台北飞到东京，向胡适报告雷震案的情况。

      20日，在汤岛圣堂购书，21日参观新宿御苑，22日飞往台北。这可能是胡适第十七、十八次到日本了。

      不过，1960年10月“雷震案”后在东京的短暂停留，确实是迟暮之年胡适最后一次到访日本了。

      即使1936年11月、1946年7月不曾上岸一游，那么胡适一生到访日本也将近二十次，就那个时代的中国人而言，不可谓不多。不过，每次时间都不长，最长的一次也不过是1927年的停留23天。

      另外，非常有意思的是，胡适的日本之行基本上都是赴美或回国途中顺道经过，而不是专程访问或旅游。这当然也会影响胡适对日本的认识。 前文提及，胡适留美期间就意识到日本的重要性。

      1915年1月底，胡适在日记中写道，“中国之大患在于日本。……日本知我内情最熟，知我无力与抗。……总之，日本志在中国，中国存亡系于其手。”

      由此，胡适认为“不可不深知日本之文明风俗国力人心”，并勉励自己： 吾不可不知日本之文字语言，不可不至彼居留二三年，以能以日本文著书演说为期。吾国学子往往藐视日本，不屑深求其国之文明，尤不屑讲求沟通两国诚意之道，皆大误也。 吾其为东瀛三岛之“Missionary”乎？抑为其“Pilgrim”乎？抑合二者于一身欤？吾终往矣！

      然而，造化弄人，胡适终究未能成为一名“日本通”。对于胡适，这也许是他人生的一大遗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