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适到过几次日本？(3)

      1930年代

      1933年，胡适第三次出国，为的是参加在加拿大班府（Banff）举行的太平洋国际学会第五届常会。6月15日，胡适从北平抵达上海，18日“约了S. Matsumoto君来吃早饭。谈中日问题。此君是太平洋学会之少年分子，思想稍明白，故我愿意与他谈”。此处“S. Matsumoto”即松本重治（1899-1989），他当时是日本新闻联合社（后来的同盟通信社）的记者，1932年踏上中国的土地，一年后就能与声望如日中天的胡适讨论中日问题，足见松本的努力和颖悟。松本表示，他以前不相信日美之间会发生战争，“现在真不能不信了”。胡适在这天的日记还补记了“美国与日本皆大举扩张海军”的消息。这些都反映出日本的崛起已成为太平洋上的一个问题。

      当天傍晚五点半，胡适到了轮船码头，送行者甚多。上船后，另一位日本记者“Sakamoto”（坂本）坚持要和胡适谈论中日问题，“匆匆与谈，他又说不出什么”。坂本认为，“华北对日感情较好，而中部与南方人仍不能明了中日两国共同利益的重要，感情仍极恶，殊可虑”。这基本上是二战前包括知识分子在内的日本人的一般态度。胡适认为“此人甚拙，未必能懂我的话”。从胡适日记所述对松本、坂本的态度，隐约可以看出当时的胡适高高在上的意气。

      6月21日，船到神户，《日本时事》（Japan Chronicle）的编辑约胡适游览山景，因天公不作美而放弃。翌日，抵达横滨，胡适被日本太平洋学会的高木八尺（1889-1984）等人接到东京。胡适在日记里写道：“六年前的荒凉景象，今日都换了新式市街建筑，都可令人惊叹。”这句话的历史背景是，1923年关东大地震给东京造成了毁灭性的破坏，而胡适1927年途经东京时就见到了大灾难后的模样。东京灾后重建，旧地新颜，给胡适很大的震撼。胡适这回下榻东京帝国旅馆，与日本太平洋问题调查会成员见面，讨论太平洋会议的开会问题，从傍晚六点一直争论到晚上十一点。6月23日，胡适八点起床，为高木八尺的小册子题了“功不唐捐”四字。早饭后，回横滨上船，继续美国、加拿大之行。

      同年8月14至18日，太平洋国际学会第五届常会在班府举行。

      10月，胡适自加拿大回国，途经日本时，会见了日本禅学大师铃木大拙，讨论北宋本六祖《坛经》。

      以上是胡适第四、五次到访日本的情形。

      1936年，胡适第四次出国，为的是参加在美国优胜美地（Yosemite）举行的太平洋国际学会第六届常会。7月14日凌晨两点在上海乘船，同行者有沈昆三、刘驭万、张忠绂等七人。

      16日早上六点半到达神户，不知什么原因两个小时后才进入港口。除了刘驭万“微有寒热”留在船上，胡适一行上岸后，先坐电车到大阪，然后在大阪坐火车去东京。

      “途中甚热，过名古屋以后，有骤雨，雨后稍凉。途中风景极佳，富士山高出云中，一会儿云渐升高，把山尖全遮了，就不复见。铁路线经内海之滨，傍晚时海边景物特别美丽。” 胡适7月16日日记说“八点二十五分到横滨；八点五十分到东京”，这应该是指第二天早上，亦即17日上午——也就是说，7月16日的日记至少有相当一部分内容是次日补记的。理由如下：1930年，东京和大阪之间开通了“燕”号特快列车（胡适日记中提及“特别快车[燕]已无头等房间”），从东京到大阪要花八小时二十分钟。不同于特快的快车则需要十一小时。据此大致可以推断，胡适一行是16日晚上9点多从大阪出发，17日上午到达东京。太平洋学会日本支会的成员到东京站迎接胡适一行。胡适日记中特意记下了迎接者的名字：那须[皓——日记中写作“浩”]、高柳[贤三]、牛场友彦、浦松[佐美太郎]及其夫人、松本重治夫人。值得一提的是，因中日关系愈加紧张，胡适一行抵达东京后，受到了当地警卫的“特殊照顾”。

      7月17日的日记记录了胡适在东京的很多应酬。其中有几点值得关注。其一，胡适对牛场友彦（1901-1993）颇为欣赏，“牛场为Oxford留学生，人最开明，说话亦开诚，我甚高兴”。其二，“松方说，此次会中出席代表唯上田（Uyeda）一人是自由主义者，能自守其说，余人皆不高明。”此处“上田”是指上田贞次郎（1879-1940；日记中写作“真次郎”），他在日本首倡“经营学”，1936年就任东京商科大学（现一桥大学）校长。至于“松方”，是指松方三郎（1899-1973；本名义三郎），他是明治元勋松方正义（曾担任第四任、第六任内阁总理大臣）的第三个儿子，是日本的登山家、记者、实业家。1934年，松方三郎加入新闻联合社，两年后成为同盟通信社的首任调查部长。

      其三，日本评论家室伏高信（1892-1970）表示他将出版新著《南进论》，自称此为“日本一大转变之书”，也就是大日本帝国要改变北进（苏联）路线而取南进（东南亚）路线。胡适认为“此君的见解殊令人笑不得，哭不得”，并由此发了一通感慨：

      大概各国风气所尚，各有其特别之点。英国则第一流人才如政治；美国则第一流人才入工商，日本则第一流人才入军部。其大学教授与文人，皆是凡才也。

      其四，胡适记录了出席晚宴的日方成员的名单：山川端夫、上田真[贞]次郎、那须[皓]，鹤见祐辅、金井清、高木八尺、松方[三郎]、信夫淳[平]、浦松作[佐]美太郎、牛场[友彦]。

      其四，胡适送了一把扇子给高木八尺，并题写了杨万里的《桂源铺》：万山不许一溪奔，拦得溪声日夜喧。到得前头山脚尽，堂堂溪水出前村。——胡适去日本之前的6月29日，读到杨万里《诚斋集》之《南海集》，最喜欢这首《桂源铺》。三年前，高木送给胡适一把扇子，上面有“求则得之，舍则失之”两句，胡适这次赠扇可算是投桃报李。顺带一提，高木八尺时任东京帝国大学教授，是太平洋问题调查会日本理事会的常任理事，1933年以《美国政治史序说》获得东京帝大法学博士学位。高木的父亲神田乃武（1857-1923）毕生致力于英语教育，他编纂的辞书、初中英文教材曾在日本广为流传。高木之家学渊源，由此可见一斑。

      其五，“支会雇车请我们游览，东京市自地震后至今不过十二年余，已改建成一个绝新的都会，其魄力令人佩服。”胡适1933年、1936年两次到访东京，都被东京的市容市貌所震撼，这在一定程度上也会影响他对中日关系的态度和举措。

      7月17日晚上回到客轮，继续美国之旅。以上大致是胡适第六次到访日本的状况。

      8月，胡适参加太平洋国际学会的会议，其间被选为该会的副会长。会后，胡适在美国、加拿大等地游历、演讲，11月方启程回国，12月1日到上海。——应该是乘船回国的，但限于材料，我们无从得知轮船的航线，也就很难推测胡适在返国途中是否像以往那样在日本“登岸一游”。胡适晚年（1961年4月27日）曾提及他越洋横渡的一次经历，“我从前也坐过塔夫脱号货船的。从纽约动身，中途只有一处停过马尼剌，直接驶到上海，足足一个月工夫。……”如果胡适记忆无误，如果1936年返程是纽约—马尼拉—上海这个路线，那么大致可以说胡适在1937年以前去过六次日本。

      1937年6月中旬，胡适准备去东京参加世界教育会议，但因故未能成行。不久，七七事变爆发，中日全面开战，胡适奉蒋介石之命去美国从事宣传工作，9月20日从香港起飞，几经辗转，于26日抵达旧金山。后来胡适担任驻美大使，退任后在纽约作“寓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