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中唐乱世里走出来的柳宗元(2)

　　柳宗元幼年屡遭藩祸

　　柳宗元小时候是在藩镇作乱的战火中度过的。从三岁时起，屡屡遭遇藩祸。他九岁时，藩镇田悅与李纳、朱滔、王武俊、李希烈等五人勾结，纷纷称王称帝，公开与朝廷对抗。十一岁时，泾原平叛兵途经长安时，因没得到朝廷的赏赐发动了兵变。德宗慌乱中只带太子等一百多人逃出了京城。这时闲居在长安的卢龙节度使朱泚趁乱称帝，杀死了没来得及逃走的七十七个王子、王孙和郡王、公主，给德宗朝致命的打击。
 

　　十二岁那年，朔方节度使李怀光反。李怀光本来是平定安史之乱名将郭子仪的部将，他奉诏救驾，因不满朝政，也与朱泚勾结反叛了。握重兵的藩镇根本不把朝廷放在眼里，一不随意就刀枪相见。
 

　　柳宗元十三岁那年，随父在夏口经历了平息藩镇的战事，事后他曾代一个称崔中丞的人写表称贺。刘禹锡后来在编《柳集》序里记载了这件事，说：“子厚始以童子有奇名于贞元初。”这件事一时成了当时人们传颂的佳话。元和十年还发生了在京城诛杀朝臣这样骇人听闻的事情。成德节度使王承宗因上疏要求赦免叛乱藩镇吴元济被拒，与宰相武元衡结怨。王承宗派人埋伏在上早朝的路上刺杀了武元衡，并把头砍下来带走了。同时遭刺杀的还有御使中丞裴度，幸运的是裴度侥幸逃过了一劫。在天子脚下，公然敢明目张胆地刺杀朝廷重臣，藩镇横行猖獗可见一斑。武元衡曾因政见不同与柳宗元等人结怨，柳宗元后来再次遭贬不用也与武元衡有关。武元衡遇刺时，柳宗元在柳州，当听到武元衡的死讯，一向待人宽厚大义的柳宗元并不是幸灾乐祸，以怨相报，而是作诗《古东门行》谴责这件事。柳宗元对朝廷的无能表示不满，嘲笑宪宗只会安抚死者，讥讽“万金宠赠不如土”。
 

　　唐朝后期的宦官之害

　　我们再说说宦官之害。宦官是封建社会的寄生物，他们本来是非人性制度的受害者，可反过来又变成了祸患社会的毒瘤。宦字本意是指“仆隶”，即仆人和奴隶。春秋末年，吴越经常相战，公元前494年，越国被吴国所败，越王勾践与大臣范蠡被吴国抓去做了奴隶，就是当时称为宦的这种人。上古人还把战争俘虏的女人，入作官婢、妾媵(yìng)，也就是小妾，实际上是性奴隶，称“宦女”。战国时，贵族和国君身边的门客也称之为“宦”。这些人亲随国君左右，穿宫入室，为防男女宫乱，后来才用阉过的男从。秦始皇宠信的赵高，就是亡国后受宫刑才来服侍于宫室的。开始宦人是不参与政事的，秦以来虽屡有宦官干权的事，可还没形成气候。
 

　　到了唐代，玄宗宠信宦官高力士，开了宦官干政的先河，以至后来成了一张粘在皇权身上扒不掉的皮。玄宗儿子李亨安史之乱暴发时，被宦官李辅国拥立为帝，就是肃宗皇帝。肃宗把军权交给李辅国，使其权倾朝野，以至人不敢对他说一个不字。后来肃宗的儿子代宗李豫继位，尊李辅国为尚父。李辅国被杀后，代宗又信用宦官程元振和鱼朝恩。他让鱼朝恩作“天下观军容使”，还管着“判国子监事”，权势远超以往。
 

　　到了德宗朝，这一弊政发生了制度性的变化。唐德宗李适是对柳宗元影响最大的皇帝。他在位二十六年，死时六十四岁。柳宗元青少年时代大多都是在德宗朝度过的。德宗即位时，原想有所作为。他罢岁贡，不收生日礼品，约束官员清廉，并对藩镇叛乱进行征剿。可在他继位的第四年，突发不测的泾原兵变，使他的态度发生了变化。他逃到奉天城，又差点让朱泚陷城虏获，这更让他胆战心惊。后来回到长安，他对藩镇一味姑息迁就。德宗疑心大，猜忌功臣，又不信任文臣武将，他罢去了郭子仪等人的兵权，让宦官来掌控军队，自此成了定制。军权全归宦者。为了监控各地军队，朝廷还派宦官担任的监军使到天下诸道节度使的军中去。中唐以来，还设置宦官担任的枢密使和宣徽使，执掌机要，传宣诏令。朝廷官员的进退升迁，也常被宦官操纵。据《资治通鉴》说：当时宦官势倾中外，藩镇将帅多从宦官操纵的神策军里选用，朝中大臣的任用也受宦官干涉。宦官从玄宗开元时起已是内朝权力的执掌者，成为与外大臣宰相并称的内相。到后来，外大臣的宰相也要依附于宦官，以至宦官操纵皇帝的生杀“废立之权”。
 

　　《十七史商榷》说：宪宗以后，宦官“劫胁天子如制婴儿”。皇帝称宦官为“阿父”，自己是儿皇帝，宦官变成了作威作福的太上皇。唐朝从肃宗往后的十四位皇帝，有十一位是宦官拥立的。柳宗元时期的顺宗、宪宗和往后的敬宗、文宗，都是被宦官杀死的。柳宗元死后十六年，发生了震惊朝野的“甘露之变”，宦官几乎把当时朝中的大臣都杀绝了，遭害者有一千多人。“甘露之变”的主事宦官仇士良，柳宗元应知晓其人。《新唐书·仇士良传》说，顺宗为太子时，仇士良服侍东宫。宪宗继位，仇士良开始得势，出任监军。元和﹑大和年间，数为内外五坊使，与官吏勾结，飞扬跋扈，残害百姓，“暴甚寇盗”。
 

　　“甘露之变”后，宦官仇士良﹑鱼弘志欲废文宗。一天，翰林学士崔慎由在宫中当班，值夜未半，有小太监召他到秘殿，见仇士良等坐在堂上说：“皇上久病，政令多荒坏，奉太后旨更立皇帝，你来写诏书吧。” 崔慎由惊恐说；“我有亲族一千多人，兄弟家人三百，不敢做这种灭族的事。” 仇士良默不作声，过后带崔慎由至一小殿，数落不敢出声的文宗说：“如果不是为了学士，你就不能坐在这里了。” 仇士良和元稹还有过一段故事。一次元稹奉召回京，住驿站时，半夜与仇士良相遇，元稹不让客房，被仇士良打破了脸。尽管白居易等人为其申冤，宰相说元稹不讲礼规，将他贬至江陵士曹参军。这件事让元稹学乖了，他后来靠巴结宦官，做过宰相，为此遭人诟病。仇士良弄权二十余年，到后来失势退休至死，“杀二王﹑一妃﹑四宰相”，玩皇帝于股掌之间，作尽恶事。崔慎由儿子崔胤在昭宗时为宰相，他召藩镇朱温进长安，诛灭了所有宦官。
 

　　宦官是与皇权相息相生的，这个附庸于皇权的毒瘤没了，唐王朝也灭亡了。据柳宗元自己说：他的叔祖父曾任六合县令，因得罪宦官被害死在吏舍，为申冤状，柳宗元的父亲柳镇“改服徒行逾四千里”，向皇帝告状，冤案得雪。柳宗元一生的命运与宦官息息相关，他对宦官的痛恨和论说是史所少见的。
 

　　混乱萧条的中唐社会

　　柳宗元所处的中唐社会是一个什么样子，我们从安史之乱的危害可以想象其一二。安史之乱后，唐肃宗乾元三年，即上元元年，也就是公元760年，五年间国家户籍从891万减少到193万，损失了四分之三。《资治通鉴》卷二二二《肃宗皇帝》下说：“洛阳四面数百里州县，皆为丘墟。”《旧唐书·郭子仪传》说；宫室都被焚烧了，各级官府荒废了，片瓦不存。京城地区，不满千户。到处荒草丛生，豺狼嚎吠。人烟断绝，千里萧条。《旧唐书·回纥传》说：州县里的房屋都被焚毁了，老百姓用纸当衣服穿。这种社会残败的情景距柳宗元出生只有十几年。柳宗元后来到永州写的《捕蛇者说》等诗文也深刻地反映了这一背景下的社会现实。面对社会动荡和藩镇战乱，人们的思想也发生了急剧的变化。以前的豪放自信一下转入痴迷神怪佛道。上自皇宫权臣，下至贫民百姓，痴迷疯狂的状态骇人听闻。柳宗元要改变这一乱世，他用人生铸就了时代的辉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