杜聿明和短命的东北“中正大学”(2)

　　从记者查阅的资料中显示，中正大学的所有经费来源，基本是由杜聿明从东北保安司令部的军费中拨出专款。当时，在东北的国共双方隔松花江对峙，小战斗 依旧不断，大战役也随时可能爆发，杜聿明不要战争办教育的做法，也招致同僚们不少意见，但杜聿明一直不为所动，只要是学校需要经费，一律保证优先支付。所 以中正大学从成立到最后随着国民政府在东北的溃败而解体的将近三年时间内，无论老师还是学生，从来没为缺少费用而担忧，没发生一起学生因为学校的伙食、教授因为薪水起过冲突的事件。
 

　　经过一番准备，1946年5月，中正大学在沈阳隆重成立。
 

　　调阅史料，记者看到，1946年5月23日，“国军”占领长春，5月31日又占领了松花江以南永吉至农安之线，此时，林彪统领的四纵刚刚撤至松花江 以北，也不过距杜聿明到东北仅半年。也就是说，在计划筹建“中正大学”的设想时，正是国共双方激战正酣之时，可见杜聿明办学心之迫切。
 

　　中正大学校长为著名国际问题专家张忠绂；教务长为焦实斋。大学设四个学院十二系：文学院院长为留美的史学家余协中；工学院院长为留美的学者王华棠； 化学院院长为留英的化学家王铁崖；农学院院长为留德的林业专家贾成章，姚梦杰为会计主任(或称会计长)。除董事会成员外，从校长到教授，全部实行聘任制。
 

　　1946年7月，中正大学开始招收第一批新生，为先修班(为报考大学设立的预科班)，名额为1000名。
 

　　八月一日，中正大学开学。这天，坐落在沈阳和平区的中正大学，张灯结彩，热闹非凡。在嘹亮的军乐声中，熊式辉、杜聿明及董事会成员、中正大学校长和教务长、各界名人显贵就坐主席台，中正大学开学典礼隆重举行，盛况在沈阳造成一时轰动，民众都以能送子女到该校读书为荣。
 

　　1947年暑期后，中正大学规章渐臻完善，所开各课教材亦步入正轨，在开学之基础上，又招收新生320多人。
 

　　董事长亦不强行发号施令

　　1947年2月，曾琦作为杜聿明好友来到沈阳。
 

　　曾琦(1892－1951)，四川隆昌人。早年留学日本、法国。曾任报社主笔、记者。1923年与李璜等在巴黎创立中国国家主义青年团(后改为青年党)。1924年回国后，任上海大厦大学教授，与左舜生等创办《醒狮》周报，曾琦鼓吹国家主义，和他的“中国国家主义青年党”一贯支持国民政府，仇视中共。
 

　　曾琦这次来沈，获得杜聿明接见，两人相谈甚密。在交谈中，曾琦建议让他任首领的中国国家主义青年党在中正大学成立支部。
 

　　在董事会成立之后，中正大学建校之初，杜聿明就以董事长身份，欲在中正大学设立国民党组织，但这显然与教学无关，身为董事长的杜聿明也无权硬性指 派，必须经过大学校长、教务长及各个学院院长同意。对此，身为军人又兼“东北王”的杜聿明并不颐指气使发号施令，他也深知教育和军事、战争完全是两回事， 将军负责打仗，而教育，是教授们的事情。所以，杜聿明就是否在中正大学设立党派组织广泛在“管理层”中征求意见。
 

　　中正大学教务长焦实斋和文学院院长余协中认为，党务和教育，完全是两回事儿，教授要的是教学，学生要的是知识，校园不需要派别。  
 

　　杜聿明听到几位教授的训诫后，连连点头称是，然后退出。
 

　　这一次，曾琦又建议在中正大学设立党派组织，虽然对方为自己的好友，政治立场也和自己相同，都是反共，但想到当初教授们的告诫，杜聿明不顾曾琦再三劝说和游说，最终谢绝了他的建议。
 

　　而上述几位校方领导层，也没因为曾琦是反共先锋而遭到拒绝有任何内疚。在他们看来，大学就是大学，党派，那是学生走出校园后自己的选择。
 

　　1947年7月8日，杜聿明因肾病需要手术离开东北，中正大学董事长一职由郑洞国代行。杜聿明一直是郑洞国的上级和极受敬重的“首长”，萧规曹随， 中正大学尚能维持一个良好的状态。1948年，东北野战军开始反攻，“辽沈战役”一触即发，在沈阳的国民政府、“国军”，面临极其危急的形势，国民政府优先撤退学校，中正大学匆匆迁往北平。等到教授、学生及学校设备撤到北平后，辽沈战役已经结束，星夜疾驰入关，北平形势又岌岌可危，傅作义摇摆和模棱两可、漂浮不定的态度使人心无以为定，中正大学处于无人负责状态，学校随之解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