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代戊午科场案：登峰造极的舞弊手段

　　1905年，清廷宣布废除科举，一位身在山西的举人刘大鹏听闻后顿感“心若死灰，看得眼前一切，均属空虚”。
 

　　这种巨大的失落感来自于对科举制度的依赖与热望。如史学家罗志田所言，延绵千年的科举考试制度，是“一项集文化、教育、政治、社会等多方面功能的基本体制”，它适应了耕读社会的需要，为社会开启了一条上升通道。从理论上，任何身家清白的男性都有可能通过考试担任一定级别的官员，它在行动和制度上落实了中国传统的“布衣卿相”梦想。古往今来，无数士子将一生押在科举考试上，期望一朝跃龙门，光宗耀祖，衣锦还乡。
 

　　在这样巨大的压力之下，旁门左道自然应运而生。伴随着科举考试的，是永远无法彻查杜绝的舞弊行为。夹带、抄袭、冒籍、倩代……即使清廷制定了《钦定科场条例》，将科举考试纳入法律范围，也无法抑制这轰轰烈烈的舞弊风气，终究是道高一尺，魔高一丈。
 

　　中国历史上几宗最大、最惨烈的科场舞弊案，都发生在制度最细密的有清一朝；而登峰造极者，莫过于咸丰八年的那一场戊午科场大案。
 

　　“条子”牵出舞弊大案

　　咸丰八年(1858)，农历八月，又是一个大比之年。
 

　　这一年顺天乡试的主考官，选中的是63岁的柏葰。八月六日，接到任命，他即刻与两名副主考官—兵部尚书朱凤标，都察院左副都御史程庭桂在午门外坐上亮轿，直奔崇文门的贡院。
 

　　顺天乃天子脚下、首善之地，又是录取举人最多的一省，首场试题都需由皇帝“钦命”，其重要地位不言而喻。因此，顺天乡试主考官必须由进士出身、具有真才实学的一二品大员担任。柏葰于咸丰六年(1856)升任军机大臣，兼翰林院掌院学士，不久又任职户部尚书、协办大学士，官秩为从一品，已近人臣顶峰。年过花甲而能再掌北闱大典，不禁让他喜出望外。
 

　　乡试三场，八月初九开始，至十六日结束。虽然十来天里也发生了种种让人手忙脚乱的事情—例如考卷用纸来迟差点来不及刻印、官员互相怄气等等—但总算都一一解决，平平安安到了九月放榜。柏葰走出内龙门，鹿鸣宴后，便接到圣旨，“补授大学士，管理兵部事务”，再上层楼成为正一品大员，大学士而兼军机大臣，“真宰相”也。
 

　　得意忘形的柏葰此时定然早忘了乐极生悲这句古话。然而他的人生最终却印证了它。
 

　　最初的问题来自于一位文艺爱好者。爱好票戏的满洲生员平龄荣登举人榜第七名，令众人哗然，纷纷传说“优伶亦得中高魁矣”！旗人禁止登台唱曲，然而平龄不过是个票友，勉强过关。此时却有御史孟传金密奏平龄的朱卷与墨卷不符，咸丰帝立即任命怡亲王载垣、郑亲王端华、兵部尚书陈孚恩和全庆组成“专案小组”调查此事。复查之下，果然他的试卷有七处错字，更要命的是，拔萝卜带出泥，有问题的试卷一下子激增到50本之多！柏葰即刻被革职，一夜之间从云端掉落泥地。
 

　　然而这还只是一个开始。在审查平龄的过程中，发现了更严重的“条子”问题，柏葰与副主考官程庭桂都卷入其中：兵部主事李鹤龄帮广东士子罗鸿绎订正关节，代他向同考官浦安送条子，柏葰则受嘱托最终录取了罗鸿绎。而程庭桂的问题更严重，他的儿子程炳采在场外大收条子，其中不乏当朝大员家递来的，包括陈孚恩的公子陈景彦。程炳采将5张条子藏在座垫里让家人带给父亲，虽然程庭桂在左思右想后烧了条子没有录取这几位舞弊者，但他儿子的行为已足以让咸丰帝震怒。
 

　　“条子”是戊午科场案的关键核心问题，那么，何谓“条子”呢？这又要从科场上的种种舞弊行为说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