是谁造成了靖康之耻：千古一相王安石(2)

　　中国长期以来坚持以儒家学说选拔人才，这是一套经过长期实践检验了的、稳定而又与时俱进的道德体系，不是由时人随意捏造的实用标准。在这套客观标准下，任何当权者都不能按照自己的意愿随意提拔符合自己思路的跟班，也就不会形成沆瀣一气的官场风气。但是这种机制也总有失误的时候，碰巧就被王安石给撞上了，造就了“新旧党争”，让一群小人假借“改革”之名行乱政之实。改革创新是一个民族进步的灵魂，是一个国家兴亡发达的不竭动力，也是一个政党永葆生机的源泉。没有改革，就没有进步，所以中国人一向认为改革是非常重要的好事，尤其是新中国的改革开放取得了举世瞩目的伟大成就，给了现代中国人太多的切身体会，以至于很多人分不清好的改革和坏的改革，经常一概而论。如果改革都是好事，那岂不是很没有技术含量的简单活？要操作好一场改革需要极大的政治智慧，并非唾手可得，很多水平不足的人就会把改革弄成坏事。比如庆历新政就是一场很好、很成功的改革，而其后的熙宁变法却是一场很坏很折腾的“改革”，虽然他的理论意义重大，但他对中华民族造成的伤害却难以弥补。韩琦、富弼、文彦博等重臣在庆历新政中都扮演过激进的改革者角色，但这些人到了熙宁年间却是熙宁变法的最坚决反对者，不是因为他们老糊涂了，而是因为他们深刻理解改革对国家和民族的重大影响，反对王安石这种急躁冒进的活动。
 

　　然而一帮退休老干部要和当朝宰相抗衡毕竟有些难度，范仲淹已卒，他的儿子范纯仁后来也官至宰相，与名臣司马光、苏轼等成为旧党的领袖，但他们都没能阻止新党得势。很显然，韩琦、范纯仁这些人既非抱残守缺的愚者，也绝非争夺私利，他们反对熙宁变法确实是从国家民族的角度出发。有些人认为熙宁变法增强了北宋的国力，所以才能在对辽、夏的战略形势中占据优势。这种说法也很牵强，北宋国力的增强恰恰是来自真宗、仁宗朝“旧党”前辈们多年积蓄的国力，王安石只是找到很多途径把积蓄取出来花掉而已。
 

　　靖康年间，金军背盟入侵时宋人就已经认识到了熙宁变法的危害，削除了新党奉给王安石的很多称号，把他从孔庙中请出来(自己把自己奉入孔庙，王安石也算是古往今来第一人)。南宋更是掀起了一股声讨王安石的大潮，明朝人也经常总结宋朝败亡的经验，绝大多数把王安石定为罪魁祸首。后世对熙宁变法有许多精彩的评论，我个人认为其中水平最高的一篇当属明朝内阁首辅大学士叶向高的《宋论》。叶相认为人臣争胜是最大的祸害，会扰乱正常的纲纪，制造不和谐因素。而小人和君子是自然存在的正常现象，善政的关键不在于消灭小人，而在于避免小人当权，不给小人争权夺利的空间。然而熙宁变法造就的新旧党争却为“君子”和“小人”的争夺提供了一个广阔的舞台，尤其可怕的是新旧两党轮流执政。早期的宋神宗支持新党，后期转而支持旧党，之后的高太皇太后支持旧党，宋哲宗又转而支持新党，之后向太后又支持旧党，宋徽宗亲政后重新确定新党统治。当然，《宋论》中不是用的“新党”和“旧党”，而是直接使用“小人”和“君子”这一对词汇。
 

　　小人和君子争斗实在太激烈，虽然宋朝的新党不死人，但也把朝政混乱到了极点，产生了极大的内耗，将原有的良好行政风气涤荡一空，形成了宋徽宗、蔡京、童贯等人沆瀣一气的决策层。正是这个近乎于弱智的决策层做出了灭辽这个完全弱智的决策，导致了靖康之难。当然，叶相的这篇《宋论》很大程度上也是针对明朝末年出现的类似情况，宋朝的新旧党争至少还是从施政理念出发的路线之争，两党中至少有一边是由君子组成，而明朝“党争”则是纯粹的权力之争，两边都很难说是君子(尽管其中一方非常理直气壮的认定自己是君子)，使明朝本来更加完善的行政体制几乎作废，更快的走向了覆灭的深渊。
 

　　所以说，像中国这样一个非常强大的国家，是很难从外部打垮的，真正的崩溃必然来自于内耗。我党现在提出建设和谐社会的理念，也是反对内部斗争的意思，这并非一时兴起，而是总结了诸多历史经验的智慧结晶。现在很多人没有充分认识到和谐社会的至关重要，不知道这是维系国家和民族气运的根本保障。新党总书记在总结改革开放三十年伟大成就时就提出，改革开放必须做到“不动摇、不懈怠、不折腾”。而北宋后期的这场轰轰烈烈的熙宁变法呢？首先，它在新旧两党之间反复动摇；其次，它虽然不懈怠，却是在不懈怠的折腾。这样一场大折腾能和历史上成功的改革开放相提并论吗？
 

　　另外值得一提的是，灭辽派认为辽帝国可灭的观点建立在一个重大假设上，那就是幽云地区的汉族人民时刻呼唤着宋军来“解放”他们，会积极配合宋朝的军事行动和统治。然而事实上这个假设并未成立，辽帝国治下的汉族民众从宋太宗时代就并未体现出对宋朝有特别的亲近感，而是配合辽军抵抗宋军的侵略。童贯灭辽时辽国汉族臣民更是奋力抵抗宋军入侵，宋朝短暂收取幽云十六州后设立的燕山府路治理也并不顺利。辽国人对兄国的背盟入侵深恶痛绝，时刻想借女真人之手实施报复，很多辽国旧臣投在金帝国旗下并极力揣唆金国侵宋。辽帝国末任宰相汉人左企弓就以俘虏的身份向金太祖极力建议：“劝君莫听捐燕议，一寸山河一寸金。”耶律余睹、耶律马五、郭药师、萧庆、萧仲恭等辽国旧臣也都对金帝国快速南侵的成功起到了重要作用。
 

　　当然，这也从一个侧面佐证了灭辽的主力确实是宋帝国而不是女真人，否则这些人完全应该投靠宋帝国找女真人报仇才对。他们的这种态度一方面是因为宋帝国背弃兄弟之盟确实可恶，一方面是当时的人还没有形成现代民族意识，更重要的一方面是正常人固有的忠君思想。奚、汉、渤海人虽然不是辽帝国的主体民族，但辽帝国并不是一个实施民族压迫的殖民帝国，而是一个公民权利基本公正的文明国度，各族人民完全可以团结在这个稳定的大帝国旗下，忠于辽帝。宋帝国企图通过民族关系来策反别国的人民，这种做法即使在现代看来也并不正义。当然，还有一个原因可能是经济原因。前文已经说过，在宋代，宋帝国对地球上任何一个国家和民族的国际贸易都是极度不对等的经济掠夺，即使是政治上完全平等的辽帝国也不例外。幽云的汉人虽然对南方的工商业并不占优，但是对北方的草原却又有绝对优势，他们在很大程度上可以参与瓜分宋人对契丹人的经济掠夺，这可能也是他们安于保持在辽帝国统治下的一个原因。
 

　　在现在看来，靖康之难应该算是中华民族的内部矛盾，但它无疑是汉民族历史上的一场大劫，也给当时的人民带来深重的灾难，更是大宋这个王朝的百年国耻。而这场大劫所产生的根源更是后人必须深刻总结的重大教训，我们对此不能有丝毫的隐讳，而是花大篇幅分析了其中的问题。这个国耻宋王朝用了百年才终得洗雪，在此之间，南宋和金国之间的百年战争遍布关陕黄土、秦岭蜀山、河洛中原和江淮沿岸，远比沙漠中打转的宋夏战争更加激烈震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