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昌起义后周恩来为何被共产国际“警告”处分(2)

       为什么中共发动武装起义须事先报告共产国际？因为中共于1922年7月正式加入共产国际，成为共产国际的一个支部，因而在组织上必须服从共产国际的领导。1922年7月中共二大通过的《中国共产党加入第三国际决议案》指出：“中国共产党……正式加入第三国际，完全承认第三国际所决议的加入条件21条，中国共产党为国际共产党之中国支部。”（《共产国际、联共（布）与中国革命文献资料选辑（1917—1925）》，北京图书馆出版社1997年版）而21条的《第三国际的加入条件》中的第17条则明确规定：“共产国际代表大会及其执行委员会的一切决议，所有加入共产国际的党都必须执行……当然，共产国际及其执行委员会在一切工作中，同时必须考虑到各党斗争和活动的种种条件，只是在可能的情况下，才对某些问题作出全体成员都应当执行的决议。”
 

       不仅如此，共产国际代表有关共产国际与各国支部关系的宣传也让中共早期组织及其领导人颇为满意和放心。早在1921年初，中共还没有正式诞生时，张国焘就曾跟受共产国际派遣来华考察中国革命形势的维经斯基探讨过俄共（布）和共产国际之间的关系问题：“在他看来……共产国际……是由各国共产党共同组织起来的世界革命的大本营，总部虽设在莫斯科，但不能与苏俄政府混为一谈……俄国共产党不过是共产国际的一员；根据国际主义的精神，尽一个支部的义务，享一个支部的权利。共产国际的一切决议都须经由多数通过才算有效，并不是俄共所能操纵的。不过俄共在各兄弟党中，因为是革命获得胜利的唯一的一个，它的领袖列宁与托洛茨基又都具有极高的国际声望，所以事实上它在共产国际具有领导党的地位。但它决不会滥用它的这种地位，换句话说，它不会要求共产国际来适合苏俄的外交政策，也不会强迫其他各国共产党采取某种不适合于其本国革命要求的政策……威金斯基的说法得到我们的普遍赞许。也许这真是初期共产国际的方针，也许只是他过于天真的说法，我们当时也竟没有料到会由此发生什么问题，而后来事实上的表现却完全不是如此简单。”
 

       尽管张国焘后来站到了反革命立场上去了，但他上述对俄共（布）与共产国际关系问题的描述和判断，还是被后来共产国际与各国共产党关系的客观历史所证明。事实上，当时中共的重大活动往往都须报经共产国际的同意和批准，共产国际也习惯于直接给中共下命令，在一定程度上共产国际逐渐变为维护苏共和苏联利益的一个工具和平台，只不过在形式上借用了共产国际及其执委会的名义而已。
 

【共产国际发来关于南昌起义的“全面”意见】

       莫斯科对于中共有关发动南昌起义的报告的答复就证明了联共（布）借用共产国际的名义直接给中共下命令的事实。根据张国焘回忆，在上文提及的中共常委会上，罗明纳兹向与会者宣布了共产国际对于中共有关发动南昌起义的报告的答复意见：“倘若这暴动无成功希望，最好不要发动，张发奎部的共产党人可全部退出，并派他们到农民中工作。”当张国焘质问罗明纳兹“共产国际老说我们是机会主义，不能坚决革命，现在南昌暴动准备成熟了，又来电阻止，这是什么意思”时，罗明纳兹解释说：“这的确是一封阻止南昌暴动的电报，是一个严重的训令，是斯大林亲自决定的电报由布哈林具名拍来的。我们如何能不遵行，我个人也认为事出意外，不过即使这个指示错了，我们还是要执行的。”紧接着，他又语锋一转，板起脸孔对张国焘说：“我们在汉口是根据我们这一地方的情况来看问题，共产国际是根据全部国际情况来决定行动。它所考虑的，有国际关系，中苏关系，以至许多我们不知道的因素。如果我们不按照共产国际的指示行事，不仅会遭受失败，我们还有违反纪律的罪名。过去中共中央的错误，就是对这一点认识不够，今后不可再如此。”
 

       1927年11月30日，《中共中央复张国焘的信》指出：“国焘同志这信中所提各点，本次扩大会议的议决案都可以答复。至于国焘同志的错误之主要点，政治纪律议决案已经说得很明白，事实的经过是：——国际上电报说：‘如毫无胜利的机会，则可不举行南昌起义。’这无异乎是说：‘除非毫无胜利机会，否则南昌暴动是应举行的。’”（《南昌起义（资料选辑）》，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0年版）这些都证明了莫斯科是以共产国际的名义答复中共有关发动南昌起义的报告的。
 

       然而，解密档案文件充分证明，上述莫斯科对中共有关发动南昌起义的报告的答复内容，根本不是由共产国际领导人或者共产国际执委会确定的，而是由斯大林亲自确定的。解密档案文件“联共（布）中央政治局会议第119号记录”清晰地留着“中央书记”斯大林的签名，这份会议记录包含了1927年7月25日联共（布）中央政治局在听取关于中国问题的报告后政治局委员们的意见结果：“决定：向汉口伯纳、乌拉尔斯基发去以下电报：‘答复434号专电：如果有成功的把握，我们认为你们的计划是可行的。否则，我们认为更合适的是让共产党人辞去相应的军事工作并利用他们来做政治工作。我们认为乌拉尔斯基和我们其他著名的合法军事工作人员参加是不能容许的。最高领导机关。抄送：伏罗希洛夫、加拉罕同志’。”（《联共（布）、共产国际与中国苏维埃运动（1927—1931）》）这表明，斯大林只是借用了共产国际的名义发送电报而已。
 

       此外，从这份档案文件中，我们还可看出莫斯科给中共发来的回电中，措辞“精妙”、意见也“非常全面”：“如果有成功的把握，我们认为你们的计划是可行的。”反之，如果中共没有成功的把握，“我们认为更合适的是让共产党人辞去相应的军事工作并利用他们来做政治工作”。
 

       从回电内容来看，莫斯科方面的潜在意思还是比较明显的：那就是间接、变相地阻止中共的南昌暴动计划。其一，莫斯科方面非常清楚，中共的计划是以获取莫斯科方面提供人力、物力、财力的支援为前提的，或者至少中共对此是充满期待的。但回电既明确禁止苏联军事顾问参与南昌暴动，又只字不提支持和援助。其二，在暴动发动前，谁都没有百分之百的把握确保成功，莫斯科将正反两方面情形都说到了，是否照计划行事让中共自行解决，表面上看似乎是在尊重中共的自主权利，实质是把万一暴动失败的责任推给中共独自担承；而一旦暴动成功了，则又是莫斯科指导有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