蒋介石没有出席周恩来的婚礼：摔笔大吼要辞职

    正当东征军班师回省之际，上海发生了震惊中外的“五卅惨案”。英国警察在上海南京路上对示威群众用排枪射击，打死13人，伤者无数。接着其他城市也发生枪杀惨剧。6月23日，广州群众和香港罢工工人七八万人，在广州举行反英示威和游行。国民党中央党部通知黄埔军校参加游行。周恩来从军队中抽出两个营，学校里抽出一个营，约2000人参加。由何应钦师长任军校总领队。午后2时，当游行队伍走到西堤沙基口时，英军突然从沙面租界用排枪和机关枪扫射；同时泊在白鹤潭的法舰也开炮响应。游行队伍正密集在对岸的街道上，面前是河流，背后是高楼，路狭人稠，事起仓促，连散开躲避的地方都没有。在枪林弹雨中，在死伤的几百人中，有黄埔军校的学生和士兵死难者23人，受伤者53人，一团三营营长、共产党员曹石泉也中弹牺牲。

    蒋介石在黄埔军校接到电话，脸色立刻变了，眼睛里闪闪地像是烧着什么东西。他坐上船，到省党部去。一路上只见风凄日黯，举目无光。晚上，省党部开会。蒋介石的那股仇恨又从心底涌起，冲红了脖子脸：“帝国主义者不以华人为性命，屠杀如同猪狗，国耻至此，我何以生为！”他又把脸转向周恩来，埋怨道：“校军刚刚回师，今后类似的示威游行不要参加。死了这么多弟兄，实在痛惜！”

    周恩来的心情似乎已经平静下来。他坐在那里，右手抓住腰里的皮带，左手搁在桌面上，脸像青石刻的一样，没有过分的表情：“打平东江，不单是军队的能力，打倒杨刘，亦不是军队单独的力量，是工农和革命军联合的力量。现在中国工人、农民、士兵的生活都十分痛苦，只有走联合之路，才能摧枯拉朽，打倒帝国主义。”他建议派铁甲车队队长、共产党员徐成章去担任省港罢工的工人纠察队总教练，派陈赓等去担任教练或干部，以便加强工人力量的领导。

    蒋介石同意，依然怒目切齿：“英人暴戾，更不能不准备实力，与之决一死战！如果我党仍以经济绝交一语了事，则国亡即在眼前！”

    周恩来提议：“政治部设个训练班，来培养党代表和宣传员。现在有些人不称职。人数在120人左右，从第二期学生队、第三期入伍生队、湘军学校、干部学校、桂军军官学校及学兵连抽调。”

    “这个主意好。应该将黄埔的军纪、思想和校风推广到别的学校里去。”

    蒋介石一摸额头，滚烫滚烫。夜里1时，他回到军校，找军医处看一看，无奈连个人影也没有，气得他一进家门就躺倒床上，抓过一张香港地图，却看不进去，只用拳头吭吭地捶床铺。任陈洁如怎样劝慰亦不答话。

    第二天晚上，周恩来组织国共两党党员开援助罢工工友大会，议决凡本校同志月薪在30元以上者，捐十分之一，愿多交者不限，由军需处扣除，解交广州中华全国总工会或中央执行委员会工人部。

    进入8月，燠热的南方更令人烦躁不安。蒋介石流鼻血的毛病又犯了，住了12天院，手术做得不好，反复了几次，痛得他嗷嗷叫。出了院便撤了原先的军医处长，让他的结拜兄弟金诵盘代理。金诵盘的父亲金沧柏，是晚清中国四大名医之一。金诵盘自幼随父学医，已自成一家。曾多次帮孙中山转危为安，只可惜最后一次他从黄埔赶到北京时，孙中山已病逝两日。

    周恩来的工作重心已从黄埔军校移至广州。陈赓做了他的秘书。他们住在一幢三层楼内，同时里面住着几十户人家。室内陈设十分简朴，靠东墙窗下摆着一张大写字台，几张靠背椅；一只四层的藤书架上放满了从法国带回来的书籍，和国内新近出版的报刊。客厅设在楼下，屋子中间放着一张长方台、几张藤椅和圆木凳子，周恩来在这里会见客人或召开小型会议。这一天，客人走后，周恩来从军装口袋里摸出一张照片，交给陈赓：

    “我这里还有会。你帮我去码头接一下，她叫邓颖超，你就叫她小超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