暴动农民解除了太平镇伪警署20多名伪警察的武装,并袭击了前来安抚的伪县长关锦涛带来的30多名伪军,打死十多名,缴获步枪数十支,子弹数千发。3月10日,谢文东率领暴动队伍阻击了前来增援的日本关东军第十师团六十三联队联队长饭冢朝吾大佐带领的一队日军和一队伪军警,饭冢大佐被愤怒的农民活活打死,伪警察大队长盖文义、铃木少尉等17名日军被击毙。
这场暴动引起了轰动,国内外一些有影响的通讯社和报纸都发表了消息。《纽约时报》、《泰晤士报》、《救国时报》都进行了报道。饭冢是日本侵占中国东北以来被打死的第三名大佐级军官,日本天皇为此追赠饭冢大佐为少将,后来在依兰还为他建立了“忠魂碑”,称他为“开拓之父”。
3月12日,暴动队伍撤出了太平镇,在半截河子召开了整编会议。会议决定,部队取名为抗日民众救国军,大家一致推举谢文东为总司令,全区六个保,编成了六个大队。为了进一步扩大队伍,谢文东派人到各处联络,附近各县的人听说打死了饭冢大佐,都纷纷拉起了队伍,有的前来投奔谢文东的民众救国军,有的带着队伍前来和谢文东会面。谢文东的队伍成为东北抗日义勇军中的一支重要力量。
3月19日,民众救国军在九里六屯设伏,阻击了前来“讨伐”的1000多名日军,击毁敌汽车17辆,击毙日军北川大尉以下74人,伤日军北条大尉、小泉大尉、吉田中尉以下50余人,“讨伐”的日军被迫撤回了依兰县城。
坐镇于佳木斯的日军第十师团在师团长广赖的指挥下对土龙山地区进行了疯狂的报复,他们在飞机、战车的掩护下攻进土龙山地区,飞机狂轰滥炸,日本兵每到一处,见人就杀,见房就烧,土龙山区成了一片火海,这次日军报复,共杀害群众1200多人,炸毁和烧毁房屋900余间。民众救国军连续与日军接仗数次,伤亡很大,最后撤出了土龙山地区,转战于依兰境内。
4月23日,谢文东带领民众救国军转战到驼腰子一带,攻打了日军的一个金矿,歼敌60余名,缴获野炮1门、重机枪1挺、轻机枪4挺、步枪200余支、沙金400余两、其他战利品无数。金矿工人、附近农民纷纷参加队伍,队伍由原来的2000多人发展到4000余人,部队重新进行了整编,成立了两个旅、七个直属团。
1934年10月,谢文东的民众救国军被日伪军近万人包围,经过数日苦战,部队损失惨重,人员伤亡贻尽。就在这时,赵尚志领导的东北人民革命军第三军与谢文东接触。在赵尚志的帮助下,谢文东重整旗鼓,人马重新壮大起来。以后,谢文东的部队与共产党领导的抗日部队联合进行多次战斗,沉重打击了日本关东军,谢文东也被介绍加入了中国共产党。1936年9月18日,谢文东的部队被改编成东北抗日联军第八军,谢本人担任军长。1937年九、十月间是抗联八军最兴盛的时期,人员有2000余人,共有七个师、一个教导大队和一个军部警卫营,抗联八军还建立了被服厂。
抗联八军在谢文东的带领下,转战于依兰、宝清、桦川、桦南、勃利、方正等各县,经过无数次艰苦卓绝的战斗,屡屡重创日军的有生力量。
此时的谢文东却已是家破人亡,儿子一直跟随着谢文东共同战斗,出生入死,妻子已惨死在日军的刀下,老母、儿媳、孙儿被日军逮捕入狱,谢文东正经历着一场人生的考验。
从1939年冬天开始,日本关东军出动70万日军和30万伪军对东北抗日联军进行“大讨伐”,东北抗联进入了最艰苦的阶段。当时东北抗联共十一个军,总兵力三万余人。面对敌人疯狂的围剿,东北抗联的损失是惨重的,人员伤亡巨大,整个抗联队伍锐减到不足2000人。
东北抗联一部分由周保中、李兆麟率领,被迫陆续撤退到苏联境内,成立了抗联教导旅;一部分完全被日寇围困在深山和原始森林中。谢文东的抗联八军也由原来鼎盛时期的2000多人锐减至一二百人,而且被分别包围在不同的区域中。
抗联八军已断粮多日,而且战士们已是衣衫褴褛、衣不蔽体,除了牺牲的战士外,冻死、饿死的战士也越来越多,很多人饥饿难忍,偷偷下山投降了日军。抗联八军7个师,除了战死的师长外,有5个师长率部下投降,副军长滕松柏、副军长兼七师师长赫奎武都先后率部下投降。赫奎武还做通了谢文东警卫营营长姜永茂的工作,在赫、姜二人的劝说下,谢文东也产生了动摇。1939年3月19日,谢文东终于率领军部仅有的24名部下从深山中走出来,向日伪投降,抗联八军全军覆没。
谢文东投降后,被押送到伪满洲国首都新京,日本关东军司令官植田谦吉和伪满洲国国务总理大臣张景惠亲自会见了他,对谢文东给予了特殊的礼遇,并给他以伪满洲国高官的许诺,但谢文东拒绝了。
在从新京返回依兰的途中,谢文东企图从船上跳入松花江中自溺,但被押解人员及时发现并制止,自杀未遂,从此,日满当局对他的生活、起居都实行严格监控。谢文东以自己年过半百为借口,坚持不为日满政府做事,并提出自己养家糊口。他要求到勃利县,在城子河煤矿当了一名普通员工,直到东北光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