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青秘书：我们了解的王、关、戚的一些史实(2)

(四)《戚本禹沉浮录》说，1966年5月，毛泽东的秘书田家英被停职反省后，戚本禹取代了田家英的位置，管政治秘书室，“掌握了中央办公厅的枢要大权”。这样说，基本上是对的。又说：“不久，戚本禹又成了毛泽东、江青两个人的秘书”，“地位特殊”。“当时，就连陈伯达、康生要见毛泽东，都要通过戚本禹。”这样说，不符合实际。

戚本禹原在中央办公厅政治秘书室工作，后取代田家英掌管政治秘书室。政治秘书室(“文革”中改称秘书局)是毛泽东的秘书班子，但这里的工作人员并不是毛泽东的秘书，即他们没有这个名义。

所以，戚本禹从来没有担任过(即没有被组织任命过)毛泽东的秘书。江青的秘书，戚本禹也没有担任过。“文革”前，江青没有专职秘书。“文革”开始后，江青当了中央文革小组的副组长，据戚本禹本人说，江青曾要他做秘书，他向江青表示，他比较粗，不行——他推荐别人给江青当秘书。

至于说，戚本禹是“毛泽东、江青两个人的秘书”，既不是事实，也不合组织原则。说什么“当时，就连陈伯达、康生要见毛泽东，都要通过戚本禹”，关于此事，我们问过戚本禹，他说：“很不准确，但又事出有因。我当时是秘书局副局长，江青见主席，可以直接去，不需要通报；陈、康则需事先向一组的徐业夫或汪东兴，或其他值班卫士，或吴旭君电话约定。他们常常写个条子送一组，有时也用电话约。电话约，一是他们直接打电话，有时由他们的秘书打电话。情况紧急或特别重要时，他们则要我同徐业夫商量安排。因为在组织上徐业夫归秘书局管，他虽然是长征干部，比我级别高、资格老，但很谦虚，很尊重局领导，我对他也很尊重，我们经常有联系，相处很好。一般情况下，他对我的请求都能妥善安排。这就给人造成误解。其实陈伯达、康生是我的上级，他们见主席怎么要通过我呢！”

(五)《关锋沉浮录》说：“1958年6月1日，中央创办《红旗》杂志。关锋被调到红旗杂志社，编辑专供毛泽东参阅的《思想理论动态》。”

事实有误。1956年以前，关锋在山东工作，因搞理论研究，写文章写书，在当时理论界有一定名气，被当时中央政治研究室副主任胡绳发现，借调到中央政治研究室工作一段后，任哲学组组长，后来政治研究室成立思想界动态组，关锋任组长。《思想界动态》是以中央政治研究室名义编发的刊物，不是《红旗》杂志的刊物。名称叫《思想界动态》，不叫《思想理论动态》，也不是专供毛泽东参阅的，而是发给党内高层的刊物。1958年末，关锋被调到红旗杂志社，他就把负责编辑《思想界动态》的任务交给了别人，他不再管了。在红旗杂志社，关锋担任编委，胡绳、邓力群还为他专门组建了一个由他任组长的中国哲学史组；关锋除了参加编委会会议，为《红旗》写些文章，基本上不参加具体编务(他领导的整个中国哲学史组也这样，人讽“享受《红旗》的待遇，不做《红旗》的事”)，主要从事理论研究，特别是中国哲学史的研究。

(六)《关锋沉浮录》说：“关锋成为中央文革小组成员后，一方面出去搞‘调研’，与红卫兵接触，发表关于搞‘文化大革命’的讲话、谈话，鼓动红卫兵造反；另一方面，也写一些文章和内部调研报告。由于关锋实在‘太忙’了，抽不出时间来写文章了，更谈不上仔细修改文章了，因此，他在这一时期写的文章和调研报告中，真正有分量的不多。”

这段叙述值得推敲和斟酌。首先，文章的“分量”的评价标准是受时代制约的，特别是政论性文章都是为当时的政治服务的，因此文章“分量”轻重，很难有一成不变的标准。“文革”时期，关锋是中央文革小组成员，还是《红旗》杂志的常务副总编。说他“抽不出时间来写文章”，“更谈不上仔细修改文章”，此话不准确。在“文革”中，关锋确实因为“太忙”，再没有时间写有关中国哲学史的文章了，莫说“分量”，一篇也没有。而传达和宣传毛泽东关于“文化大革命”的指示、思想的文章，却写了不少，可以说，他和王力是宣传“文化大革命”理论、制造“文化大革命”舆论的重要成员——在某种意义上说，在他们被抛出前，他们甚至是担任这种角色的主要成员。很多《红旗》杂志和《人民日报》的社论、评论、重要文章都是他们二人共同起草的。现举几例：

——《红旗》杂志1966年第13期社论《在毛泽东思想的大道上前进》，公布毛泽东关于“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论断；

——《人民日报》、《红旗》杂志1967年元旦社论《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根据毛泽东1966年12月26日生日家宴上的谈话写成，提出“1967年，将是全国全面展开阶级斗争的一年”等；

——《红旗》杂志1967年第2期评论员文章《无产阶级革命派联合起来》，根据毛泽东肯定和赞扬上海“一月革命”的讲话精神写成，明确传达了毛泽东“向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夺权”的最新指示，从此全国各地立即掀起了轰轰烈烈的“全面夺权”浪潮；

——《红旗》杂志1967年第3期社论《论无产阶级革命派的夺权斗争》，这是根据毛泽东的观点和指示写成的论述“全面夺权”的纲领性文章，在这篇文章中第一次公布了毛泽东关于夺权要打碎旧的国家机器的理论，毛泽东对此文评价很高，批示：“很好”，还特地在这两个字下面打上了着重点；

——《红旗》杂志编辑部、《人民日报》编辑部《〈修养〉的要害是背叛无产阶级专政》，这篇批判刘少奇《论共产党员的修养》的重头文章，由王力、关锋起草，毛泽东审阅修改，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讨论通过，中共中央还发专门通知，号召全党组织学习和讨论。

还有很多，不一一列举了。因此，实事求是地讲，似不能说，关锋成为中央文革小组成员后，就“抽不出时间来写文章”和“仔细修改文章”了。在某种意义上说，毛泽东要关锋当中央文革小组成员，其重要目的、主要目的(或之一)，就是要他写文章、修改文章，写“文化大革命”的文章、修改“文化大革命”的文章，在这方面，关锋是尽了力，交了不错的答卷，多次受到毛泽东表扬。而获罪，正如“沉浮录”所说，也主要因为写文章——写“揪军内一小撮”的文章。

以上列举的几篇文章，若按“文化大革命”的标准，应当说是有“分量”的，因为它们适应了当时的政治需要；而按今天的标准重审这些文章，只能说它们是为“文化大革命”制造舆论，为动乱推波助澜，不仅没有“分量”，而且是对历史的反动。

以上意见，仅供作者、编者和读者参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