左宗棠为什么瞧不起曾国藩？(4)

　　六

 

　　咸丰四年三月，左宗棠重新出山，成为新任湖南巡抚骆秉章的高参。而此后不久，湘军宣布练成，开驻长沙，准备进行长沙保卫战。曾左二人自然再次开始打交道。
 

　　咸丰四年四月初二日，曾国藩亲率湘军首次出师，进攻驻扎于靖港的太平军。曾国藩对这一战寄予极大希望，以为自己费尽心血打造出的这支劲旅肯定会旗开得胜，不料结果却是大败而归。曾国藩沮丧羞愤之下，投水自尽，幸被部下救起。回船以后，曾国藩仍然寻找机会自杀，“其志仍在必死”。湖南官员闻此消息，无不幸灾乐祸，唯左宗棠闻讯立即从长沙缒城而出，到湘江船上看望曾国藩。
 

　　虽然下意识地对曾国藩反感嫉妒，但左宗棠毕竟是一个奇男子，伟丈夫。虽然对曾国藩的才干不以为然，但他很清楚，像曾国藩这样有血性肯任事的高官大吏天下罕见，这支新练成的湘军已经是大清天下为数不多的希望，曾国藩的生命安危已经关乎天下大局。所以，在曾国藩最需要支持的时候，他毫不犹豫地挺身而出。
 

　　曾左两人具体聊了些什么，史书没有详细记载。我们见到的最直接的资料是光绪八年左宗棠所作的《铜官感旧图序》。左宗棠在这篇回忆文章中追忆此事道：
 

　　其晨，余缒城出，省公舟中，气息仅属，所著单襦沾染泥沙，痕迹犹在。责公事尚可为，速死非义。公闭目不语，但索纸书所存炮械、火药、丸弹、军械之数，属余代为点检而已。
 

　　就是说，左氏来到船上，看到刚被捞上来的曾国藩气息奄奄，神情狼藉，衣服上还沾着河里的泥沙。左宗棠责备曾国藩此举糊涂，说胜负乃兵家常事，刚刚失败一次就自寻短见，你怎么对得起皇上的信任，怎么对得起天下百姓？
 

　　曾国藩尴尬羞愧，只能闭目不语。等左宗棠说够了，才睁开眼睛，让人拿来纸，写出所剩军火的数量，请左宗棠帮他查点一下。
 

　　应该说，左宗棠的指责是有道理的。胜败兵家常事。初遇失败就要自杀，这实在不是一个军人应该具有的心理素质。左宗棠挺身而出来看曾国藩，是情；大义凛然责备曾国藩，是义。这样看来，左氏此举，诚可谓情义交至。
 

　　但是左宗棠的表现其实并不是这样恰当而完美，他的回忆其实有所避讳。李详《药裹慵谈》中说，左宗棠在这次会面中，曾当面嘲笑曾国藩为“猪子”，也就是湖南话笨蛋之意。如果说《药裹慵谈》是孤证的话，那么王闿运的那句“左生狂笑骂猪耶”则可作为旁证。左宗棠对曾国藩，不但责以“大义”，还曾冷笑讥嘲，破口痛骂。骂他这么点小事都转不过脑筋来，实在笨得像猪。
 

　　原来左宗棠对处于极度痛苦之中的朋友，就是这样“安慰”的。乍听起来有点骇人听闻，不过细想一下，倒也符合左宗棠的天生炮筒子脾气。与以后左宗棠多次对曾国藩的无理谩骂相比，这一骂毕竟光明正大，目的是想骂醒曾国藩。只是遇事一根筋的曾国藩被骂之后，似乎一时并未猛醒，还是默默准备着再找机会自杀。幸亏此时湘潭大捷消息传来，另一路湘军取得了大胜。这场胜利是太平军军兴以来清军取得的最大一次胜利，这一消息立刻使曾国藩转悲为喜，从床上跳了下来。
 

　　湘潭大捷确立了湘军的声望。曾国藩在湖南的境遇也立刻大大好转，应骆秉章之请，重新搬回长沙办公。曾国藩与左宗棠同处长沙，两人过从甚密，“无一日不见，无一事不商”。左宗棠不但是骆秉章的高参，也成了曾国藩的高参。
 

　　然而性格上的冲突却导致二人的合作再一次落入低谷。
 

　　湘潭大捷后，湘军又连获武昌、半壁山、田家镇三处大捷。在官兵处处望风溃逃、不堪一击之际，湘军却一枝独秀，成了大清王朝的中流砥柱。曾国藩因此难免踌躇满志，露出不可一世之态，以为太平军可举手而平。而一直冷眼旁观的左宗棠却认为，连胜之后的湘军全军上下都已经显出骄态。将士皆骄，是军事之大忌，也是由盛转衰之机。所以他致书曾国藩，批评他存在轻敌思想，说湘军此时“将士之气渐骄，将帅之谋渐乱”，要求他提高警惕，以防大的闪失。
 

　　左宗棠的出发点当然十分良好。但问题是他的书信风格一贯是满纸批评，“书辞傲诞”，把曾国藩置于比白痴强不了多少的角色上加以批头盖脸的训斥。
 

　　此时的曾国藩已经今昔对比，不再是被湖南通省官员看不起的灰溜溜的“落水狗”，而成了大清王朝的救星。他修养再好，此刻也不免“颇露骄愎之气”。况且壮年时的曾国藩脾气其实也很暴烈，内心深处的骄傲一点也不亚于左宗棠。曾左两人都以“刚强”闻名。左宗棠的刚是竣烈严厉、锋芒毕露之刚，他曾自谓：“丈夫事业，非刚莫济”。而曾国藩的刚虽然是外柔内刚，但强度丝毫也不逊于左氏。他说自己：“素有忿很不顾气习，偏于刚恶。”（晚年他还说自己“渐衰老，亦常有勃不可遏之候”。可见他脾气暴烈的一面。）两刚相遇，必有一伤。在长沙他对左宗棠虽然表面上一直笑脸相迎，但是越谦虚的人其实自尊心往往越强，在和左宗棠相处的过程中，他已经忍足了一肚子恶气，现在左宗棠如此不礼貌，他再也不想忍气吞声、虚与委蛇了。
 

　　所以对左宗棠的几次居高临下式的指点，他一字未回。
 

　　刚开始，左宗棠还不明白是怎么回事，还继续去信指点曾国藩。及至四五封信都没有接到回音，他才明白，曾国藩生气了。
 

　　左宗棠已经习惯了曾国藩的宽厚和包容，他似乎从没有想到过，曾国藩也会生气。因此，发现曾国藩真的不理他之后，也感觉有些后悔。不过在给朋友的信里，他仍然不承认自己有什么错误：
 

　　弟数与书而不一答，盖嫌其太直也。……诸君以狂直目我，冤哉冤哉。
 

　　然而问题是，左宗棠的脾气极差，眼光却是极其高明的，不久，曾国藩的湘军于咸丰四年年底果然大败于江西湖口。太平军烧毁湘军水师战船百余艘，冲上曾国藩座船，杀死他的管驾、监印等官，尽获其文牍。曾国藩仓皇逃跑，“呼救无从”，又一次试图投水自尽。太平军湖口之战的胜利，一举扭转了西征的整个战局。至此，曾国藩沿江东下的攻势被瓦解，迅速占领江西的计划也被粉碎了。
 

　　因此一败，曾国藩内心更推重左宗棠，而左宗棠更看不起曾国藩。不久，曾国藩移兵江西，步入危地，又与江西官员相处不睦，处境极为困难。左宗棠在与朋友的书信中，一直不忘津津有味地讥评曾国藩的表现。咸丰六年十—月十四日致胡林翼信中说；“涤公方略本不甚长，而事机亦实不顺利。闻有西安将军衔命来江之说，恐此后日益为难。见与江西大僚构衅已深，倾之者多。将来恐同归于糟而已。”又说：“涤公（曾因藩）年来意兴索然，于人材罕所罗致，所部杰出者颇少。”此外还有“乡曲气太重”、“才亦太缺”、“于兵事终鲜悟处”（皆致胡林信中语）等恶评。说到极处，左宗棠更认为曾氏用兵呆滞，“非办贼之人”，以为曾氏之才不足以平定太平天国，要拯救大清王朝，还需要别人出手。
 

　　骂归骂，左宗棠的大局观却一直非常清晰。他十分清楚如果曾国藩彻底失败，天下大势将更不可为，所以一边讥评曾国藩，同时也不遗余力地对湘军加以救助。当石达开突入江西后，左宗棠担心江西全局因此而溃，祸及湖南，他说：“吾为涤公（曾国藩）危，亦为吾乡危”，因此向湖南巡抚骆秉章建议迅速支援江西：“以时局论，固无有急于援江西者。”在左宗棠的主持下，湖南派出刘长佑速带援军于咸丰六年初赶往江西，救曾国藩于危难之中。后来又陆继派刘腾鸿、曾国荃、周凤山、王珍等军东援江西，并在接济军饷方面给了曾国藩以慷慨帮助。两人的关系因此又多云转晴，重修旧好。左宗棠的恶评当然或多或少会传入曾国藩的耳朵，曾国藩却没有过任何反驳或者辩白。他把这些话默默地咽了下去，对左宗棠仍然一如既往地推重。咸丰六年，曾国藩老弟曾国荃在湖南募兵，写信给哥哥讨教用兵方法。曾国藩写信给他，让他多听左宗棠意见：“一听骆中堂，左季兄之命，敕东则东，敕西则西。”可见他对左宗棠才干的绝对信任。

 

　　七

 

　　曾国藩把左宗棠那些刻薄入骨的话全部默默咽下，这一方面是由于他过人的修养，另一方面，是因为左宗棠对曾国藩军事指挥才能的批评并非没有道理。
 

　　毫无疑问，曾国藩是中国历史上一流的军事家。他用兵的长处在于大局观好，老成持重。曾国藩做人以拙为本，在军事上，也以“结硬寨、打呆仗”闻名，他打仗第一要求是“稳”，在行军、扎营、接仗等各个环节，都力求先立于不败之地。《孙子兵法·形篇》强调：“昔之善战者，先为不可胜，以待敌之可胜。”曾氏深得此旨之妙，他力戒浪战，不打无准备、无把握之仗。他行军打仗数十年，除一开始几次失手外，没有大的跌蹉，正是得力于此。
 

　　但凡事过犹不及，脚踏实地固然是做事的基本原则，但是兵者诡道也，有一些特殊情势下，也需要敢于冒险，大踏步前进。在这样的时候，曾国藩身上的弱点就显露出来了。他从来不敢出奇兵，用奇谋，因此错失过许多好机会，许多时候事倍功半。
 

　　比如后来在咸丰十年初，李秀成再破江南大营，苏州常州失陷的时候，本来曾国藩有迅速扩张势力，一举包围天京的可能。当时苏浙两省大部都已经沦陷。胡林翼写信给曾国藩，替他出主意，劝他不要再围攻安庆，而是趁苏省残破，旧有的文武大员下落不明之时，直接以能干任事的李元度、沈葆桢、李鸿章、刘蓉等人分领苏赣浙三省的巡抚等职位，利用这些地方的丰厚饷源供养军队，分南北西三路跳过长江中游，直接向南京展开包围。应该说，这是一步奇招，多少有点冒险，却也有七成以上的胜算。左宗棠对这个建议也双手赞成，认为江南大营的溃灭，给了湘军以大发展的极好机会，机不可失，失不再来。如果曾国藩听从胡林翼的建议，也许苏常沦陷以后的江南大局，不必要三年之后方能逐渐改观。
 

　　然而曾国藩对平定太平天国，有自己的一定之规，那就是“稳扎稳打、步步为营”、“先取上游，再规下游”。从长江上游向下打起，一个一个城市拔钉子，直到攻下天京。不管胡林翼如何激劝，曾国藩就是不为所动。这令胡林翼、左宗棠、李鸿章等人都扼腕长叹。
 

　　曾国藩平生长于自省，因此对自己用兵的长与短，心里也很清楚。同治五年，曾国藩剿捻欠效，在《病难速痊请开各缺仍留军中效力摺》中就这样谈到自己的用兵问题：
 

　　臣不善骑马，未能身临前敌，亲自督阵。又行军过于迟钝，十余年来，但知结硬寨、打呆仗，从未用一奇谋、施一方略制敌于意计之外。此臣之所短也。
 

　　百余年以来，中国人对曾国藩不断进行神化，把他塑造成了事事完美无缺的圣人。事实上，曾国藩凡事都追求最扎实、最彻底，固然把风险降到了最低，却也大大影响了效率。左宗棠却总是在寻找效率最高的途径，在适当的时候，他绝不害怕冒险。因此，两个人的军事思想经常发生冲突。左宗棠批评“涤相于兵机每苦钝滞”，确有七分道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