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古代如何利用房中术进行生育性别选择？(3)

       以后的历史时期，胎儿性别鉴定技术似乎没有大的发展，多数医书只是照抄以前方法或略加解释、修正而已。如明代汪机也仅是对《脉经》的记载进行了理论上分析和说明：“上圊时夫从后急呼之，左回首是男，右回首是女。盖男受胎于左子宫，女受胎于右子宫。男胎在左，则左重，故回首时慎护重处而就左也。女胎在右则右重，故回首时瞋护重处而就右也。推之于脉，其义亦然。胎在左则气血护胎而盛于左，故脉亦从之。而左疾为男，左大为男也。胎在右则血气护胎而盛于右，故脉亦从之，而右疾为女，右大为女也。”同时明代的张介宾还从胎动、母腹形体特点两个方面判断胎儿的性别。认为：“男动在三月，阳性早也。女动在五月，阴性迟也。女胎背母而怀，故母之腹软。男胎面母而怀，故母之腹硬。”清代则将后者总结成了《胎男女辨》歌诀，称：“上小下大女腹箕，中正圆高男腹釜，右疾为女左疾男，胎气钟于阴阳主。”注：“上小下大如箕之形，盖以女胎面向母腹，其足膝抵腹故有是形也。中正圆高如釜之形，盖以男胎面向母背，则背脊抵腹故有是形也。右手属阴脉，疾为女。左手属阳脉，疾为男。是胎气钟于阴，则右盛主女，钟于阳则左盛主男也。”
 

(三)胎儿性别鉴定方法的评价
      

       我国古代医书记载的胎儿性别鉴定方法，由于缺乏科学的依据，多数情况下是不可靠的。明代医生汪机为一个五个月的孕妇诊断胎儿性别，说：“脉右大于左，脉诀云：‘左大为男，右大为女。’今脉右大，当是女胎。”妇人却高兴地说：“我怀男胎了。往年有孕时，医生诊断也说右脉浮大当是女孕，后来生了男孩，现在怀孕又是这种脉象，一定是男胎了。”后来果然生了男孩。该医案说明，医生根据脉经的判断正好与事实相反，说明医书记载的性别鉴定技术并不准确。不过据我国人口学者调查，现代中医脉诊辨别胎儿性别的准确率相当高。1993～1995年，复旦大学人口研究所在三家医院搜集了551个孕妇病例，结果显示中医脉诊辨胎儿性别的样本准确率为83.5%，这似乎说明，古代中医的胎儿性别鉴定只是比现代技术差一些，并非全是无效。
 

三、古代生育性别选择的后果及治理

(一)生育性别选择的后果

       由于没有可靠的胎儿性别鉴定及避孕和堕胎技术，古代生育性别选择主要是运用溺婴的方法。在重视生男传统的中国，溺女自然成为主要的选择。因此，溺女是古代生育性别选择的主要表现形式，也是最有效的形式。溺女的结果，造成人口性别比例的失调和男性失婚，从而减少了人口出生的数量，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人口过多引起的社会危机。以清代为例，福建省漳浦县由于“溺女之风较他邑尤甚”，竟致“一邑之中，旷鳏十居六七”。浙江温州，“淹女不举，旧习不迁……致令十人之中，八无家室，生育鲜寡，民物渐稀”。溺女也造成一些不良社会现象，如大量男子失婚以及由此引发婚姻纠纷、拐卖妇女、强奸、通奸和卖淫现象。清代乾隆年间，巢县知县狄宽说：“阅案牍讼婚姻者十之七，旁郡邑以奸拐移提者相属也，延问父老，皆言男多女少，民间娶一妇，动需百金，绌于力不得不购诸邻县，故往往致衅。”清代江西南安知府黄鸣珂曾审理过不少此类案件。其中“南康二案，皆奸夫杀奸妇，其二犯年皆二十余，尚无妻室，皆因与人有夫之妇通奸，其妇屡索银钱衣物，不能给而犯杀身之罪”，黄鸣珂感叹说：“伤哉，使皆有妻，何至于此？推而广之，谋夫夺妻之案，抢娶孀妇之案，争奸互杀之案，拐妇外走之案，层见叠出，使女子多则案件自少矣。”

       (二)生育性别选择的治理措施
      

       统治者都有重视生育的传统，希望广土众民。对于溺女现象，一是认为有伤风化，二是因为溺女又造成了一些不良社会问题，一般都要加以制止。其采用的方法，大约有三类。第一类是思想教育。其教育内容：一是从天性仁爱的立场，劝人不要杀生。孔子很早就说过：“丘闻之也，刳胎杀夭则麒麟不至郊，竭泽涸渔则蚊龙不合阴阳，覆巢毁卵则凤凰不翔。何则？君子讳伤其类也。”后人则直白地说：“牛虽蠢而犹知舐犊，虎虽猛而未尝食子。人为万物之灵，具有天良，忍心溺女，真禽兽不如矣。”二是用因果报应说教。北魏的颜之推对溺女行为加以指责，称：“天生蒸民，先人传体，其如之何世人多不举女，贼行骨肉，岂当如此而望福于天乎？”清代各地政府则用更通俗的语言，向群众宣传溺女的恶报，江西上饶《戒溺女歌》称：“好生戒杀天帝喜，堕胎杀卵神明悲……富家杀女转萧条，忍心聚敛家暗销，盗贼天灾与牢狱，任君百计也难逃。贫家杀女终不富，家无担石身无裤，男耕女织衣食丰，何如骨肉图完聚；杀女求儿儿不来，暮年孤独始悲哀，不如有女送终去，犹免白骨委蒿莱。赎人妻女救人殃，阴骘连绵后必昌，若还多女竟无男，前生债主今生偿。”三是宣传男女同等重要。或说男女同出一母，应当同等对待；或说女的同男的一样有用，不能轻视。如清代的江西巡抚郎廷劝就说：“自古以来，有得孝女而代父抵刑，有因女贵而门闾光显，曹娥能报尸出水，木兰曾负戟从军”，以此反驳“男女不一。”第二类是立法禁止。这在古代并不常见。清代由于问题相当严重，政府才不得不下令禁止。顺治十六年，左都御史魏裔介就曾上折称：“福建、江南、江西等处，甚多溺女之风，忍心灭伦，莫此为甚，请敕严行察禁，以广好生。”清廷随即下令对溺女“严行禁革”。不过对溺女的处罚，早期并没有明确的处罚规定，乾隆三十七年部议：“溺女照故杀子孙律。”全国各个地方也都制定了禁溺女法规。如清代湖南省编辑的《荒政丛书》说：“今俗有可异者，平时生男则举，生女则杀之，以故民间少女多鳏夫，丰年犹尔，况凶年乎。准律故杀子孙，徒一年。”江西建昌府规定：“嗣后人家生女敢有溺死者，许邻里亲族见者报闻，立拿溺女之父重责三十板，枷号一个月，仍依故杀子孙罪重处。”第三类是经济扶助。国家或家族给予生育家庭一定的物质补助，或减免一些赋税徭役。西汉时盛行早婚，“聘妻送女亡节，则贫人不及，故不举子”。后来，“武帝征伐四夷，重赋于民，民产子三岁则出口钱，故民重困，至于生子辄杀”。对此，政府也采取了一些措施，如西汉高祖七年下令：“民产子，复，勿事二岁。”东汉章帝元和二年也下诏：“《令》云‘人有产子者复，勿算三岁’。今诸怀妊者，赐胎养谷人三斛，复其夫，勿算一岁，著以为令。”南宋绍兴年间也曾“诏诸州县乡村五等坊郭七等以下户及无等第贫乏之家，生男女不能养赡者，于常平钱内人支四贯。”后又规定：“乡村之人，无问贫富，凡孕妇五月，即经保申县专委县丞注籍，其夫免杂色差役一年，候生子日，无问男女，第三等已下给义仓米一斛，县丞月给食钱十千。”晴代则普遍设立育婴堂，收养遗弃的婴儿，同时还成立育婴基金会，对有经济困难生育之家给予一定的帮助。例如，江西德化县泰宁乡由乡民捐款建立的育婴基金会，“凡生男女之家，无力抚养，该父母具报，每婴儿一名，给钱一千文，令本身父母自行抚养，每月给钱三百文，为哺养之资，以两周岁为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