野史乱弹：乾隆宠信和珅是因为同性恋(4)

　　有一天，乾隆在圆明园(建于康熙四十六年，乾隆时代，已经有了)的水榭上读《孟子集注》，这时候和珅已经得到乾隆的欣赏，调用他当随从侍卫了。天色渐渐暗了下来，乾隆也逐渐看不清书上朱熹的注解了。因为木刻版的《孟子集注》，原文是用大字印刷的，朱熹的集注，是用双行小字排在原文下面的，两个小字才有一个正文的字大。这时候乾隆已经六十多岁，视力本来就不行了，何况近黄昏？就让和珅去拿灯来。和珅躬身问：“不知皇上看的是哪一句？”乾隆读了一句《孟子·滕文公上》的原文：“人之道也，饮食暖衣，逸居而无教，则近于禽兽。圣人有忧之，使契为司徒，教以人伦。”
 

　　和珅不假思索，朗声背诵：“吉水土平，然后得以教稼穑；衣食足，然后得以施教化。后稷。树，亦种也。艺，殖也。契，音薛，亦舜臣名也。①司徒，官名也。人之有道，言其皆有秉彝之性也，然无教，则亦放逸怠惰而失之。故圣人设官而教以人伦，亦因其固有者而道之耳。《书》曰：‘天叙有典，敕我王典到哉！’世之谓也。”和珅一口气把朱子的注疏背了下来。
 

　　乾隆等他背完了，夸奖说：“不知爱卿竟有如此的造诣。”
 

　　于是，乾隆接着往下读《孟子·滕文公上》的原文：“父子有亲，君臣有义，夫妇有别，长幼有叙(序)，朋友有信。放勋②曰：‘劳(lào涝)之来(lài赖)之，匡之直之，辅之翼之，使自得之，又从而振德之。’圣人之忧民如此，而暇耕乎？”和珅等皇帝读完一段，他就接着背注疏，君臣两人你读一段，我背一段，过了许久，和珅居然滔滔不绝，没有被难倒。
 

　　乾隆见和珅把《孟子》背得这样熟，非常欣赏，也更加喜欢他了。
 

　　这件事情，用今天的眼光来看，和珅简直是一个了不起的天才。其实，在明清时代，学校里读的书，就那么有数的几本，而县试、乡试、会试、殿试，所考的内容，无非也就是这几本书，不像今天的学生，除了语文、历史、地理之外，还要学数理化英语，连小学生的书包，都重得自己背不动。所以那时候的学生，能把四书五经包括注疏完全背下来的人，特别是在汉人中间，可以说很多很多，至少刘墉、纪晓岚等人都能够做到，不算什么稀奇的事情。让乾隆皇帝感到惊讶的是：这样的人才，在好逸恶劳、不爱读书的八旗子弟中，可实在太少了。
 

　　满清入关一百多年来，由于政府政策的偏颇，对八旗子弟实施优惠，特别是对勋臣子弟实行荫袭制度以后，这些旗人特别是高干子弟生活在养尊处优的环境中，大都不思进取，变成了游手好闲的特殊阶层。这些人中间，继承他们马上民族的传统，出于好玩儿的心态，喜欢拉弓射箭的人倒是不少，但是，要他们静下心来，喜欢并苦读汉民族的传统文化，可就实在难能可贵；像和珅这样精通汉人文化的满洲人，简直太不可多得了。
 

　　乾隆身边，不缺武艺高强的大内高手，所缺少的，正是和珅这样的旗人。于是得天独厚的旗人和珅，立即被乾隆提升为三等御前侍卫。——这就是和珅精通汉典所得到的好处。
 

　　这个故事，十有八九也是杜撰的。或者是有那么一点儿影子，经过“小说家”们的想象发挥，方才如此淋漓尽致。别的不用说，单问一句：乾隆皇帝自己就是一个精通满汉典籍的博学者。他都已经六十多岁了，在这日理万机的点滴空闲时间中，还会这样认认真真、聚精会神地读这已经读得滚瓜烂熟的、应该是六七岁娃娃们读的《孟子·滕文公上》么？——乾隆是个兴趣十分广泛的人，编这个故事的人，与其说乾隆空闲了没事儿读《孟子集注》，还不如随便找一本古代的或当时的笔记小说，都比让老年乾隆读《孟子·滕文公上》要合情合理的多。
 

　　第二种说法，是薛福成在《庸盦(ān安)笔记》中的记载。
 

　　薛福成(1838-1894)，字叔耘，号庸盦，江苏无锡人，是清末的外交官，改良主义政论家。同治四年(1865)曾参加江南甲子科乡试，但并没有做考卷，而是写了一封给曾国藩的信——是乡试结束以后打扫考棚，才发现薛福成写的一封“呈两江总督曾大人亲启”的信。信中建议改革科举、裁减绿营、学习西方军事技术，等等；说得很有道理。这事儿要是放在今天，肯定会被认为是又一个没有知识只会空谈的“白卷英雄”。但是信被送上去以后，曾国藩却召见了他，发现他很有学问，而且还是一位美男子，两人居然谈得很是投机，于是就把这个没参与乡试的“士子”聘为幕僚。光绪元年(1875)，应诏上改革内政外交万言书，被李鸿章赏识并聘为重要幕僚，协理外交事务达十年之久，曾为李鸿章起草不少有关洋务的奏稿、书牍。光绪十五年(1889)，受命为出使英、法、意、比四国大臣。曾与英国谈判签订滇缅边界及商务条约，争回部分主权。出使期间，更进一步主张效法西方国家，发展机器工业，实行商办，促进民族工商业的发展，并在政治上赞赏英国和德国的君主立宪制度。光绪二十年(1894)返国。一生著作甚丰，有《庸盦全集》(十种)、《庸盦笔记》、《庸盦文别集》。他虽然没有学历，以大量政论而被公认为是当世谈时务的巨擘(bò薄)。
 

　　《庸盦笔记》里说：
 

　　有一次，乾隆帝准备出外巡视，叫侍从官员准备仪仗。官员一下子找不到仪仗用的伞盖，急得不知道怎么才好。乾隆皇帝非常生气，眉头一皱，龙颜大怒，说：“虎兕出于柙，龟玉毁于椟中，是谁之过？”官员们听到皇帝责问，吓得张口结舌。这时和珅说了：“是典守者不能辞其责耳。”因此得到乾隆皇帝的赏识。
 

　　这个故事，和第一种说法基本相同，只是引起皇帝发怒而提出“是谁之过”的起因，一说是边报有要犯逃脱，一说是找不到仪仗用的伞盖。两个版本不同，当然是口耳相传中的“误传”，实际上可能是一回事儿。
 

　　就事论事，第二种因由几乎是不可能存在的。皇帝出行的仪仗，有专门的管理部门，特别是“伞盖”，相当大的一件东西，不是什么手持物品，肯定由专人严格管理，绝不会发生“找不到”这样的奇谈。即便真有这样的事情，一般有主管太监去处置，更不可能为此让皇帝发火。薛福成是一个严谨的学者，也不可能在笔记中杜撰一个莫须有的故事。比较可信的，应该是：事出有因，细节有误。也就是说，很可能乾隆皇帝为某一件事情追究是谁的责任，引用了一句《孟子》，机灵的和珅随口回答了一句《孟子》的后文，为此引起乾隆的注意。——世界上的事情，往往有一个很不起眼的“导因”，从此引出极大的转折。这就是“契机”。唯物者说是“偶然”；唯心者就说是“命中注定”的了。
 

　　请大家注意这两件事情的时间地点和环境。那是在皇上发怒，众人惊慌错愕、惶恐不安、不知所对的时候，人人都三缄其口，只有和珅敢于挺身而出，勇于对答，这才抓住了这一稍纵即逝的表现自己的大好时机。请大家再想一想，和珅面对的，是一个喜怒无常却又一言九鼎的皇帝，特别是在他已经“微怒”的关键时刻，对答稍有不慎，就有可能招来杀身之祸，所以人人都怕灾祸会降临到自己的头上，人人都只会保持沉默，低头无语，尽量别让皇帝注意到自己；偏偏和珅要在这个“紧张”、“危险”的时刻“挺身而出”，勇敢地把这个僵局给缓解了，这就不得不佩服和珅具有过人的胆识、具有“既柔且刚”的双重人格了。
 

　　第三种说法，是孙焯之《归云室见闻杂记》中的记载。孙焯之生平不详，书也未见，原文如下：
 

　　“和珅起自寒微。……扈从上临幸山东。上喜御小辇，辇驾骡，行十里一更换，其快如飞。一日，和珅侍辇帝行，上顾问是何出身，对曰生员。问汝下场乎？对曰庚寅(乾隆三十五年)曾赴举。问何题？对‘孟公绰’一节。上曰：能背汝文乎？随行随背，矫捷异常。上曰：汝文亦可中得也。其知遇实由于此。比驾旋时，迁其官，未几躐居卿贰①，派以军机，凡朝廷大政俱得与闻，朝夕论思，悉当上意。”
 

　　这段话的意思很简单。说的是大约在乾隆四十年(1775)，乾隆皇帝巡幸山东，和珅扈从。乾隆皇帝在路上无聊，就问和珅是什么出身，和珅回答说是学生。乾隆皇帝又问和珅是否参加过科举考试，和珅又回答说曾经参加庚寅年(1770)的科举考试。乾隆皇帝又问和珅当年考试的题目是什么，和珅回答说是《论语》中的“孟公绰”一节。乾隆皇帝又问和珅能不能背诵当年应考所写的文章。和珅于是边走边背，十分流畅。乾隆皇帝就对和珅说，你的文章也是可以考中举人的。和珅的机遇实际上由此开始，也成了和珅一生的转折点。
 

　　从这里，我们终于找到了纪连海先生说和珅曾经参加“庚寅科乡试”的依据。只是可惜，这是“野史中的和珅”，而不是“历史上的和珅”。
 

　　以上三种情况，很可能同时都有，也很可能都只是有一点儿“因头”，被人夸大了，因此很难说哪一种是真实可信的。不过前面我说过，像和珅这样一个“具体”的“人才加奴才”，一旦接近皇上，一旦被皇上赏识，发迹是早晚间事儿。至于是哪一件“具体”的事情，其实并不是很重要。和珅得到乾隆皇帝的宠信，可以说是偶然的，但却是必然的。——因为和珅具备了一个“佞臣”所具有的全部条件，而恰恰乾隆又是一个已经进入老年颟顸期的皇帝，十二分需要这样一个很能干、很听话、很能“体察上意”、很能完满得当处置各种事件的佞臣。于是两人一拍即合，“天人合一”，组合成一个相得益彰的整体：一个得到得力助手，事事省心了；一个得到倚仗宠信，事事顺心了。
 

　　和珅被乾隆皇帝“发现”是个“人才”，当然不是一朝一夕的事情。和珅得到乾隆皇帝的宠信和重用，也不是一朝一夕的事情。即便前面说的三种“契机”都存在，也仅仅是“契机”而已。乾隆皇帝绝不会一发现和珅能背《论语》，记得《孟子》的朱熹集注，或者听了和珅背诵自己的试卷之后，“龙颜大悦”，立刻来一个加官晋爵，从此宠信倍加的。如果是那样，就不是聪明睿智、有雄才大略的乾隆老皇帝，而是年幼无知、只知道搞女人的正德小皇帝了。
 

　　和珅是在乾隆三十七年十一月、他二十二岁的时候，因为考不上举人，才在他祖丈人英廉的安排授意下，补了个三等侍卫的。托他祖上的福，总算是个六品官，比老百姓考上举人当个从七品或八品的小官，似乎还强一些。一直到乾隆四十年十一月，他二十五岁了，长子丰绅殷德都出生了，耗了整整三年时间，方才擢升御前侍卫，授正蓝旗满洲副都统，当上了三品的内廷大员。这件事情，我认为绝不是乾隆皇帝在某一天突然发现他有才干，突然给他升职的。这期间，有一个“逐渐加强认识”的过程。所以前面我说和珅被发现的三种契机，不一定仅仅是其中的一种，很可能三种情况同时存在，甚至此外还有更多不为人所知的事情。——宫廷终究是宫廷，不可能样样事情都暴露在光天化日之下，被宫廷之外的人都知道。
 

　　如果仅仅是上面所说的那三件事情，乾隆皇帝把和珅提拔到御前三品侍卫、值乾清门、兼副都统，大概也快到头了，最多再升到内务府总管，就不可能再升了。因为这三个头衔，都属于“内廷”官员，说白了，都是奴才干的勾当。只有当上了“六部九卿”的官，才是“外廷”的正经官员。尽管在皇帝看来，都一样是奴才，可是在老百姓的心目中，那才是“朝廷”，那才是正经的“政府”。
 

　　但是，和珅从内廷“奴才”转任外廷“官员”，却只用了短短的三个月时间！他是乾隆四十年十一月擢升为三品御前侍卫的，到了乾隆四十一年正月，也就是擢升御前侍卫之后的两个月甚或一个多月之后，就授予户部侍郎了。三月，在军机大臣上行走，也就是“实习”或“见习”；四月，授总管内务府大臣；八月，调镶蓝旗满洲副都统；十一月，出任国史馆副总裁，赏戴一品朝冠；十二月，总管内务府三旗官兵事务，赐紫禁城骑马。——这一系列的职务，可都不是闲职，都是需要真才实学才能干得下来的。
 

　　因此，和珅的步步高升，绝不是“宠信”两个字所能包含、所能解释的。被宠信而发迹的官员，叫做“嬖臣”，凭的是谄媚，甚至是男色；和珅属于“佞臣”，这里面，跟和珅的办事能力强、任务完成得漂亮绝对有关！可惜，关于他前期的办事能干，没有具体的资料可以佐证。关于和珅的办事能干，下面我们还要逐件分析介绍。
 

　　要知道这样一个规律：贪官绝不是突然之间产生的。从不贪到贪，有一个过程。和珅刚刚发迹的时候，绝不是贪官！这从今天的许多贪官的身上，都能找到“从不贪到贪”的发展轨迹。
 

　　以上都是野史记载，先一言表过，下面再说说我个人对和珅的分析和见解。
 

　　和珅泥金书佛说无量寿经
 

　　① 契，音薛，亦舜臣名也——“契”字用于舜的臣名，音xiè屑。按：“薛”字现在读xuè音，但在古代读入声，和屑xiè同音。朱熹用的是古音。
 

　　② 放勋——尧，姓伊祁，名放勋，史称唐尧。
 

　　新疆“香妃墓”内景
 

　　① 草莽攀龙泣鼎湖——“鼎湖”，在浙江省缙云县城东7公里处，有一座170多米高的石笋，是传说中黄帝炼丹白日飞升的地方。当时天上有龙下来迎接，黄帝骑龙升天，群臣纷纷攀附龙须，想一同升天。
 

　　② 何堪椿树又霜枯——古人以“椿萱”比较父母。“椿树霜枯”，比喻父亲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