野史乱弹：乾隆宠信和珅是因为同性恋(3)

　　我认为，乾隆与和珅的组合，是一种天然的结合，也是一种事物发展的“必然”。任何一个朝代的帝王，凡是年纪大了，都有老年人常犯的毛病，那就是喜欢人家奉承，爱听恭维话，可是终究年纪老了，精力不继，又希望有个聪明人能帮他出出主意。换言之，就是需要有一个十分杰出的“人才”来给他当“奴才”。但是，凡是“才子”，大都自命不凡，都有自己的性格，不是桀骜不驯，就是自视甚高，爱梗脖子。历史上的大才子苏东坡，不但诗词书画俱佳，而且还是个政治上很有见地的人，但是他绝不肯奴颜婢膝地当奴才。乾隆一朝，能称得上“才子”的人，不应该只有和珅一个，至少还有纪晓岚和刘墉吧？但是要纪晓岚和刘墉也像和珅那样去阿谀奉承，恐怕还做不到。而和珅恰恰就是一个既有才干又愿意当奴才的那么一个“双料人才”。据朝鲜使臣记录的亲眼所见：乾隆刚刚咳嗽一声，和珅就急忙去把痰盂端来。这种本应该是小太监干的事情，和珅干得出来，纪晓岚和刘墉就绝对干不出来。只有和珅这种具有“奴性”的人，才能和乾隆“君臣相济”，一拍即合！
 

　　和珅究竟是在什么时候“养成”这种性格的，还没有看见有人专门研究过。一个人的性格，一般大都在青少年时代养成；而性格这个东西，一旦定型了，再要改变，就很困难了。据我分析，和珅的少年时代，父母死得早，被继母所虐待(没有具体的资料，姑且人云亦云；即便没被虐待，因为不是亲娘，至少感情上不是很融洽)，被同学所歧视(“富二代”看不起穷学生，古今皆然)，遭亲友的白眼(例如向舅舅借钱，被骂了出来)，客观环境即便不是十分恶劣，至少也差强人意。他为了生存，不得不忍气吞声，委曲求全，于是人性中的“奴性”一面，得到发展并定型了。
 

　　历史上，能忍的伟人也很多，特别是处于逆境的时候。大家都知道韩信曾经受过“胯下之辱”：一个青年屠夫见他身佩宝剑在街上走，看了觉得“不顺眼”，就过来挑衅：“有本事，你就一剑杀了我；没本事，你就从我的胯下钻过去！”像这样的挑衅和侮辱，凡是“血性男子”，几乎是没人能够忍受的。但是韩信忍住了。他是个有头脑的人。分析当时的情况，不外乎两种可能：一是自己一剑刺死或刺伤了他；一是人家身强力壮，把剑夺过去伤了自己。不论是哪一种结果，都是两败俱伤。无缘无故要作这样大的牺牲，值得么？权衡轻重利弊，他选择了忍，不声不响地从那个青年屠夫的胯下爬了过去，招来了观众的一片耻笑声。
 

　　韩信明明是一只虎，却不得不把锋牙利爪收起来，装出一副猫的样子，目的是或学好本事，或韬光养晦以求他日的出人头地，或东山再起。
 

　　和珅的“能忍”，是客观环境恶劣，也是为了自己的生存。但是，一个人如果“装孙子”装的时间太长了，难免就会影响到性格的形成和改变，特别是在一个人的青少年时期。和珅原来的打算，是走“读书、中举、出仕”的“正途”，所以他才会下苦功读书。但是顺天府的乡试名落孙山，给他的打击实在太大了。
 

　　这时候，他的祖丈人和妻子都来劝他放弃考试，依靠“祖荫”去当侍卫，去走另一条仕途之路。
 

　　在这样的抉择面前，他的思想一定是十分痛苦的。他知道：一旦听从了祖丈人和妻子的话，到了皇帝面前，他这个“孙子”，就只能一辈子“装”下去，而且很可能连孙子也装不成，只能当一个谄媚的奴才了。
 

　　和珅的这一段历程，如果写小说，肯定有许多可以“发挥”的余地。
 

　　所以，和珅一进侍卫处，就注定要发迹。这是英廉老先生早就算定了的，只是时间早晚而已。
 

　　那么，和珅究竟是怎么被乾隆发现他是个难得的人才又是个可心的奴才呢？这件事情，正史中并没有记载，而在野史中，也有许多个版本。比较能够“言之成理”的，有如下三种。
 

　　第一种说法，是清人陈康祺在《郎潜纪闻》中的记录。
 

　　陈康祺，清代鄞(yín银)县(今属浙江宁波市)人，字钧堂。同治进士。官郎中。博学多识，热心搜集清代掌故，道听途说，有闻必录，著成《郎潜纪闻》四集。书中就曾记录和珅引起乾隆皇帝注意的过程：“一日警陛出宫，上偶于舆中阅边报，有奏要犯脱逃者，上微怒，诵《论语》‘虎兕(sì四)出于柙(xiá匣)’语。扈从诸校尉及旗门羽林之属，咸愕眙(yí夷)，互询天子云何。和珅独曰：‘爷谓典守者不能辞其责耳。’上为霁(jì寄)颜，问：‘汝读《论语》乎？’对曰：‘然。’又问家世年岁，奏对皆称旨，自是恩礼日隆。”
 

　　这一段记载，用白话翻译出来，就是：
 

　　一天，乾隆皇帝出宫，坐在车中看“边报”，也就是边疆的奏报。看到有要犯逃脱这一节，乾隆眉头一皱，不高兴地说了一句：“虎兕出于柙，龟玉毁于椟中，是谁之过欤？”这话出自《论语》，兕指雌的犀牛。大意是说：老虎和犀牛从笼子里出来伤人，龟玉在匣子里被毁坏，是谁的过错呢？难道是老虎、犀牛和龟玉的过错吗？显然不是，应该是看守人员的过错，是看守人员的失职。
 

　　可是侍卫们有的没有读过《论语》，不知道这话是什么意思，互相询问皇上说的是什么；有读过的，他们见皇上生气了，谁还敢说话呀？这时候，勇敢的和珅说了：“皇上是说，看守的人有责任。”和珅这话，当然不是对皇上说的，而是回答“互相询问”的侍卫们的。当然也不排斥故意把话说得大声一些，好让皇帝听见。乾隆听见有人应声答话，脸色就从“微怒”变为“霁颜”，也就是“阴转多云”了，他问和珅：“你读过《论语》么？”和珅恭恭敬敬地回复皇上，说自己本来是咸安宫官学的学生。皇上又问他姓名年龄，家庭情况，和珅都一一回答得很得体。从此就对和珅另眼相看，和珅也一天天得宠了。
 

　　以上是清人陈康祺在《郎潜纪闻》中的记载。本来就是听人家说的一百多年前的事情，不免有些传闻失实，甚至荒诞不经；下面这一段，可就是今人的借题发挥了：
 

　　乾隆一听大喜，眼见和珅不仅长得一表人才，而且还曾经是官学的学生，有心考他一考，就说：“你且说说《季氏将伐颛臾(zhuān yú专余)》一章的意思。”这正是和珅梦寐以求的进身之阶，他平日的攻读，此刻终将派上用场了。于是，他不慌不忙地说：“重教化，修文德以怀人，不起则都分崩离析，祸起萧墙，此后圣人之见也。然，世易时移，如今之世，远方多顽固不化之人，仅以教化化之，不示之以威势，则反易生妄心。如此，于国于都，应首重教化，修文德以服人，使远者来之，来者安之，且加之以威力，防微杜渐，不然，就真正是‘虎兕出于柙，龟玉毁于椟中'了。”
 

　　这就是和珅的与众不同之处。也就是说，一方面，要奴颜婢膝，装孙子装得十分像；另一方面，在特殊的场合，又要有一般人所没有的特殊勇气，要敢于在皇帝面前说话，借此表现自己，以引起皇帝的注意和好感。在粘杆处当侍卫的人，大都是倚仗“祖荫”混饭吃的纨绔子弟、浮浪少年，他们安于现状，不思进取，不求有功，但求无过；加上“伴君如伴虎”的古训，在皇帝面前，只知道小心谨慎地“当差”，皇上有话，也只知道唯唯诺诺地朗声答应，唯恐一时差错，招来杀身之祸。他们不学无术，胸无点墨，本来就没有什么“自己的”主见，当然更不可能也不敢在皇帝面前直陈己见了。于是，和珅的与众不同，正好给了他一个表现自己的机会。
 

　　顺便说一句：这件事情的发生地点，陈康祺只说“一日警陛出宫”，没说具体地点，《百家讲坛》的主讲人纪连海先生居然指明是在“颐和园”。第一不知有什么根据，第二犯了常识性的历史错误：乾隆时代，世界上还没有颐和园呢！
 

　　颐和园，是光绪年间的名称。远在金代贞元元年(1153)，就曾经在这里修建“西山八院”之一的“金山行宫”。明代弘治七年(1494)修建了园静寺，后来皇室在这里建成好山园。满清入关，清廷定都北京以后，把好山园更名为“瓮山行宫”。清乾隆年间，经过十五年的修建，将该园改名为“清漪园”。咸丰十年(1860)，英法联军疯狂抢劫，焚烧了园内大部分建筑，珍宝被洗劫一空，建筑被夷为一片废墟。光绪十四年(1888)，慈禧太后挪用海军经费三千万两白银，才在清漪园的废墟上兴建起颐和园来。光绪二十六年(1900)，颐和园又遭八国联军的野蛮破坏，后来慈禧又动用巨款重新修复。——总之，在乾隆与和珅时代，根本就没有什么颐和园！
 

　　闲话说过，接着再说乾隆之所以赏识和珅的野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