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代地方官为何制造某男子的妻与妹捏其下体致死冤案(2)

　　从制度上找漏洞：讳盗诬良是如何发生的

　　按照大清律例和吏部处分则例，地方官讳盗诬良即当反坐。即便并未诬良，只是单纯讳盗不报或是讳盗为窃，一经发觉，初审官也会被革职永不叙用。此外，如果上司官员没能及时发现初审官的以上行为，也有不小的连带责任。如此严厉的处分下，为什么讳盗问题屡禁不绝，地方官甚至不惜诬陷无辜，以身犯险？问题根源还要从清代的制度上来找。
 

　　首先是清代官员的考绩制度。根据清代律例和处分条例，地方如果发生强盗案，地方大小文武官员又没能在一定期限内将盗贼抓获，就有“疏防”之罪，要被本省督抚题参，由吏部给予处分。处分的轻重根据盗情的严重程度，和官员对此事责任大小、盗贼被抓获的时间长短而定。
 

　　例如，百姓在道路、乡村、城内被劫，盗贼逾限不获，该管州县官要被降一级调用。道光以后，因为盗案频发，条例也愈发严格，地方一旦有盗案发生，无论能否抓获，督抚往往先将该管州县官摘去顶戴、勒限缉盗。如果逾限不获，处分也较此前更重。至于大股强盗团伙作案、一地之内出现连环盗案，或是官府、仓库被劫的大案，相应官员的处分要更加严重。清代知县的品级是正七品，已经是正印官的最低一级，如果降一级调用，就只能担任佐贰一类闲职。如果这名官员本身已经带有降级留任之类的处分，再遭降调，很可能就沦落到乌纱帽不保的境地。
 

　　事实上，在当时的刑侦技术条件下，捕盗非常困难。州县官一旦将盗案立案上报，十之七八难逃“疏防”。除了疏防处分，如果被捕的强盗在抓捕过程中被捕役虐待致死，在解审路途中逃跑或是被同伙劫囚，关押在监时死亡或是越狱，地方官也都有相应处分。这种情况下，如果能讳盗不报，将大事化小、小事化无，对地方官保全官位无疑是最有利的。而对于那些由盗而奸、由盗而杀，难以讳言的大案，一些保位心切，人品又极其败坏的官员，就会冒险做出诬良的举动。
 

　　清人所著官箴书中，常劝诫为官之人“公罪不可无，私不可有，盖求免公罪，即是私罪”。对盗案的处理而言，疏防处分是“公罪”，讳盗诬良是“私罪”，地方官一旦有回避“疏防”之心，就要行讳盗诬良之事，事主险入“失盗又遭官”的悲惨处境，就在所难免。
 

　　其次是清代的地方财政制度。一方面，清代的财政收支采取量入为出的管理办法，由中央户部统一支配，每一笔开支都要严格奏销。乾隆以后，随着人口的不断激增，地方社会矛盾也日益复杂，但僵化的财政制度不存在为州县刑名事务大量增加开支的余地。至于由地方政府出面，增收耗羡补充公费使用，虽然是普遍的做法，但也要有所限度，数量过多容易激起民变。另一方面，清代刑名大案的审转程序十分复杂，强盗案作为涉案人数最多的死刑案件，大致要经过县、府、按察司、督抚四级官府审理，案卷送交北京刑部覆核，由皇帝批准处决，中间如有情节审问不清、法律引用不确之处，任何一级都可能往返驳诘，再二再三。十几名、甚至数十名当事人、犯人、证人及其亲属在省内各级衙门之间辗转解送，成本非常之高。
 

　　因此，地方一旦出现重大盗案，必然经费不敷，这就需要承办此案的吏役自筹。吏役借此肆无忌惮，任意舞弊，一些经验不足的官员，因此被其玩弄于股掌之上。一些官员或不欲造成经费亏空，或不愿受制于吏役，往往有压案讳盗之举。而一些恶吏蠹役如果与大盗相串通，甚至本来就是养盗之人，受官员委派办案捕盗时，就会出现接受盗贼贿赂，转而诬陷良民的举动。
 

　　对于讳盗，特别是讳盗诬良这样贻祸百姓、助长盗情、破坏吏治的“虐政”，清廷和当时的有识之士都有清晰的认识，但又无法彻底打破考绩制度和财政制度从而根治这一弊端，只能不断对地方官进行说教告诫，并通过以上制下的制度设计，在个案层面进行纠错，省内无法解决，就由中央派钦差处理。而一旦督抚，甚至中央高官也“专务粉饰”，则“属吏仰体上意，率多讳匿”，那么“盗贼充斥，生民涂炭”的局面自然随之而来。张集馨在四川任职期间，仅简州一个州，一年内就有劫案三百余起，皆未通报。此后，未及五年，太平天国运动全面爆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