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初期“政坛第一皮条客”(2)

       1892年冬，段芝贵从日本留学回国后，供职于朝廷军械局。1895年12月，袁世凯趁甲午战争后淮系军阀衰落之机钻营，打着“强兵御侮”的旗号，开始在天津小站组建自己的势力——新建陆军，开始了北洋军阀集团的创业工程。

　　善于投机钻营的段芝贵通过关系，迅速投靠到袁世凯的新建陆军，谋得一个督操营务处提调兼讲武堂教习的职位。但一心想着继续往上爬的段芝贵并不满足于此，针对袁世凯的贪财好色，他灵机一动，计上心来。段芝贵经四处打探，买了一名美貌名妓，送入袁世凯的怀抱。果然，不到半月，段芝贵就连升两级，从督操营务处提调兼讲武堂教习，提任督队稽查先锋官，再任步兵第二营统带。

　　这一招“美人计”旗开得胜后，段芝贵趁热打铁，对袁世凯更为殷勤了。他每日早晚都要去给袁世凯请两次安，并施跪拜之礼。袁世凯心里受用，但嘴上却故意问：“吾闻人子对于父母才是朝夕请安，吾非汝父，何必如此？”段芝贵顺竿就爬，马上献媚：“生我者父母，培植我者公也。公若不弃，请即收吾为儿。”说罢，就是三拜三叩头，认了袁世凯为“干爹”。袁世凯也高兴，将段芝贵视为嫡系心腹，保荐他升任天津巡警道。

　　尝到甜头的段芝贵，为此曾总结：这世间的男人，不管他的官位有多高，权力有多大，有几个能过得了美色与金钱关呢？只要拿捏好这两点，自己在今后的仕途中定能飞黄腾达。于是，在这种“觉悟”的指导下，段芝贵不仅纵情声色，还自编自演了一出献妾求官的“性贿赂”丑剧。

       献妾求官丑闻

      1907年，庆亲王的儿子、时任农工商部尚书及御前大臣的载振，出使欧洲考察回国，路过天津。袁世凯暗示段芝贵好好招待，段芝贵一听，便心领神会。
 

　　在洗尘宴上，为了讨得载振欢心，段芝贵千方百计邀请当时天津“著名戏剧演员”杨翠喜前来唱戏助兴。这个杨翠喜可是非同寻常，不仅花容月貌，而且天生一副好嗓子。她14岁登台演出，一下子就红了。据说她曾经深得李叔同的赏识和爱怜，自然也把载振给迷得半截身子都软了。接下来，一切顺理成章。段芝贵趁热打铁，以十万大洋的高价将杨翠喜买下，送给载振。不久，东三省改设督抚，段芝贵自然是破格提升，被任命为署理黑龙江巡抚（代理）。
 

　　然而，世上没有不透风的墙。一位红艺人冷不丁离开舞台，不可能没有动静。很快，事情被载振的政敌侦知，御史赵启霖一封弹章上去，载振有麻烦了。好在袁世凯属于那种特别会办事的人，他手下的干将自然也不差。在朝廷派人调查之前，天津警察杨以德，已经安排了一位盐商王益孙，也是杨翠喜的旧交，出面顶杠，一时间，神不知鬼不觉，杨翠喜回到了天津。而查案的人，原本就不乐意接这得罪人的买卖，拖拖拉拉，等这边所有的事都安排好了，才到天津寻访。结果，载振什么事也没有，御史赵启霖反倒丢了官。只是，这事动静忒大，即使把事抹平了，人言却抹不平。段芝贵的封疆大吏只好暂时不做了。

       小段不如大段

　　正所谓朝中有人好做官，段芝贵虽然因为性贿赂丑闻而被朝廷定为“永不叙用”，但在袁世凯面前，依然是颇得宠信。

　　1911年辛亥革命爆发后，袁世凯逼迫宣统帝退位，从孙中山手中接过临时大总统的桂冠，跟着他的人个个封爵授勋，段芝贵也时来运转，起死回生了。因拥戴有功，段芝贵被袁世凯封为第一公爵，武卫右军右翼翼长。次年，他又升任袁世凯的驻京总司令官，继任拱卫军总司令。1913年秋，段芝贵又授陆军上将军衔，任陆军第一军军长，后在1914年改任湖北都督，授彰武上将军和镇安上将军。

　　段芝贵级别虽高，能力却不见得如何。所以，当时也有很多官员都“不尿他这一壶”。例如，他在东北担任东三省军务兼奉天巡按使时，就曾被张作霖设计撵跑。那些靠实力起家的军阀都对他的那些作为嗤之以鼻，把这个人讥讽为“草包”。袁世凯倒台以后，段芝贵转而投靠皖系段祺瑞。1920年直皖战争爆发后，段芝贵任皖系一路军总司令兼京师总司令。皖系失败后，段芝贵隐居于天津租界，1925年3月患脑溢血一病不起，黯然离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