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高官傍大款：唐朝宰相靠嫁女娶媳敛财

　　《红楼梦》第四回写道，金陵应天府门子对新到任的知府贾雨村说："如今凡做地方官的，都有一个私单，上面写的是本省最有权势极富贵的大乡绅名姓，各省皆然。倘若不知，一时触犯了这样的人家，不但官爵，只怕连性命也难保呢！"这是对古代官员为何要"傍大款"的极好说明。
 

　　对当官的来说，与富人交往须注意，不可一意交结富人，不可与他们拉拉扯扯，否则易于为他们所用。富人想用手中的钱，换你手中的权，你不加防备，抵御不了，就势必栽倒。
 

　　包拯、秦桧 对待富人的不同态度

　　富人喜欢巴结官员。有的有“眼光”的富人，还喜欢巴结在他看来大有发展前途的读书人。在这方面，包拯为古代官员树立了一个极好的典型。
 

　　北宋包拯还在读书时，就遇到过想“结秀才缘”的富人。据明代何良俊《四友斋丛说》一书，朱熹论及交际之道时，说到祖上有一本杂记，那上面记载着包拯的事迹。包拯与李某同在一座寺庙中读书，每次出入，必从一富人门前经过。二人从未去见富人。一天，富人守候在门口，等二人路过，邀请他们进去坐坐，被二人婉拒。过了几天，富人又邀请二人，还要招待酒食，因富人显得很殷勤，李某动了心，想进富人家门。包拯严肃地对李某说：他是富人，我们日后或许会成为州郡长官。今日滥交富人，他日能不为富人利用吗？二人终于没有进富人之门。包拯是庐州合肥人，过了十多年，他果然当了家乡庐州的知州。早年有意笼络包拯的那位富人，在包拯就任知州后，若想跟包拯拉拉扯扯，一定会碰壁。
 

　　包拯曾任开封知府，官至副枢密使。《宋史·包拯传》说：“拯为开封，其政严明，人到于今称之。”又云：“拯立朝刚毅，贵戚、宦官为之敛手，闻者皆惮之，人以包拯笑比黄河清……京师为之语曰：关节不到，有阎罗包老。”朝中有了包拯这样刚正的官员，那些王公贵戚、宦官，一个个都收敛了。民众都寄希望于铁面无私的包拯。
 

　　包拯谢绝亲戚、同乡、故人等上门，也不与他们交往和通信。他立下家规：后世子孙当官有犯贪赃罪的，不得回到老家，死了不得葬到包家墓地。
 

　　南宋宰相秦桧则是另一种典型。宋代周密《齐东野语》一书说：秦桧走上仕途前，曾经去一富人家，要求资助。富人给了他五千钱，他要求再加一点，富人没有答应。富人的家庭教师曹泳在旁，拿出了富人给的“束修”——两匹绢。秦桧得了钱，又得了绢，这才离开。
 

　　秦桧和包拯，两种人品，两种境界。秦桧这样的人能为富人所利用；而富人要想利用包拯为自己谋利，没门。
 

　　隋朝开国功臣刘昉 广交富商大贾

　　在隋文帝杨坚夺取北周国柄，取静帝而代之的过程中，刘昉立有 “定策之功”，拜上大将军，封黄国公，前后赏赐巨万。刘昉自恃其功，颇有骄色。
 

　　此人特别贪财，《隋书·刘昉传》这样写他：“然性粗疏，溺于财利，富商大贾朝夕盈门。”他专喜结交商人富豪。他家座上客，除了官员，就是富商，而且从早到晚，满屋子都是富商，可见“盛况空前”。
 

　　在中国古代，包括隋朝，商人的社会地位低下。商人即使富可敌国，高官刘昉与他们也不属同一社会等级，地位高下悬殊，为何刘昉不但不鄙视他们，反而特别有兴趣与他们交往呢？人们有理由怀疑刘昉有利益上的考量。他爱的不是富商，而是富商的钱。商人到他门上来，很有可能是来“寻租”的，即用金钱换取他的权势的庇护。
 

　　其实刘昉根本就不差钱。他官位、爵位很高，俸禄很多，杨坚前后赏赐他的财物数量极大；但钱对他来说，总是多多益善。
 

　　为了牟利，他竟在首都粮食匮乏、居民普遍挨饿之时，不顾杨坚的禁酒令，“使妾赁屋，当垆沽酒”，让其爱妾租下门面房，开起了酒店，发国难财。有人弹劾刘昉，说他职位很高，“厚禄已淹”，俸禄多了去了，应该知足了。然而他却“规麴糪之润，竞锥刀之末”，像商人一样追逐酒的利润，追求微末之利(相对于巨万赏赐和极高俸禄，酒的利润还是小的)，若不查究，何以整肃官场？杨坚可能是念及刘昉的昔日功劳，下令不予追究，放了他一马。
 

　　在登基之前，杨坚就渐渐疏远了刘昉。刘昉自以为立下了开国首功，后被疏远，心中既惴惴不安，又大为不满。于是怨气日盛，与梁士彦、宇文忻搞到一起，开始时只是发发牢骚，后来竟图谋反叛。东窗事发，刘昉及梁士彦、宇文忻都被处死，家被查抄。三家所有财物都被搬到皇宫射殿，杨坚身着素服，命大臣们拿起弓箭，任意射取财物，谁射中，谁就搬回家。杨坚想用这种特殊的做法，让大臣们吸取刘昉等人贪腐、谋反、自取败亡的教训。杨坚独创的这种“廉政教育”方式，效果如何，就不得而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