末帝溥仪家庭悲剧：四个妻子全是守活寡(4)

　　在溥仪的统一吩咐下，宫内的各色人等也都纷纷来灵前做了祭拜。祭奠仪式，从头到尾都搞得挺隆重，惊动了整个“新京”。
 

　　就这样，谭贵人的灵柩在植秀轩照规矩，一直前后停放了整整七天七夜。
 

　　“停七”之后，溥仪又让我和溥耊二人披重孝，扶灵柩，跟随着抬“大杠”的队伍——多少杠，我可不记得了，但在当时是异常隆重的，一直将其护送到了长春“般若寺”的最后一层院的北房正中央。
 

　　据我所知，全部丧事办完后，溥仪还特地派了专人在长春般若寺中为“谭贵人”看守灵柩。
 

　　“谭贵人”的灵柩在伪满垮台后的处理情形，我是在一九五七年受到“免予起诉”，从抚顺回到北京后，见到了溥俭和毓萶等人才得知的。他们先后告诉我说，他们在溥仪从长春逃走后，也随之仓促地逃跑了，根本没来得及处理谭玉龄的灵柩之事。当溥仪乘飞机赴沈阳，撇下这些人后，他们又从大栗子沟返回长春时，才将谭玉龄的尸首火化，带回了北京。
 

　　大概，因为他们都知道我曾为谭贵人“披麻带孝”，溥仪又曾将我“立嗣”，再加上我的胞叔溥修一直管理着溥仪的很多家事，所以，当时溥俭和毓萶就将谭玉龄的骨灰盒寄放在了我现在仍居住的西城区南官房的家里。
 

　　这样，在家中，我一直替溥仪默默地为“谭贵人”守着“灵”。
 

　　谭玉龄那风姿绰约的形象，以及那莺回啼转的娇音，也曾时或闯入我的梦中。更令我不安的是，她临逝世前的“谜团”，始终缠绕在我的心头，多年来也没解开……
 

　　四“福贵人”的命运
 

　　往常，明眼人冷眼便看得出来，愁肠百结的溥仪自从“祥贵人”——谭玉龄去世以后，心情更是变得郁郁闷闷，而且时常无缘无故地大发脾气：“来人哪！”……“拉下去！”……
 

　　这些令人心惊胆战的“旨令”，简直整天成了溥仪的口头语。
 

　　紧接着，不可避免的便是一场大打出手。他让手下人发狠地毒打手下人，如若不然，他便马上迁怒于旁人，使打人的人转眼间变成了被毒打之人。
 

　　总之，他一度仿佛失去了理智，变得更加暴怒无常。
 

　　显然，那时日本人为了控制溥仪，也试图从各方面来“驾驭”他。就在谭玉龄逝世不久，那个专门对付溥仪的日本关东军中将参谋、兼任伪满洲国宫内府“帝室御用挂”的吉冈安直，便找到溥仪，五次三番地劝他娶一个日本老婆，又拿来了许多花枝招展的日本女人照片，让溥仪从中挑选中意者。
 

　　其实，溥仪自有他的考虑。谭玉龄的被害，他还怀疑是日本人搞的“鬼”，怎么能再找一个日本女人睡在身边，昼夜不离地监视着自己呢？
 

　　这其实是不言而喻的。只不过，他不敢明说罢了。
 

　　从内心而言，溥仪是坚执不同意的，但出于畏惧的心理，表面上只是委婉地说，如果找个日本妻子，惟恐语言不通。但吉冈转而解释说，那可以专门找一个懂满洲语言的，溥仪又只得推说生活习惯不一样……
 

　　表面文章做来做去，仍绕不过实质问题。
 

　　到后来，溥仪终归拗不过老谋深算的吉冈安直，妥协的结果依然是，吉冈代他在新京南岭女子优等学校中“选”中了一个十六岁的女学生。不过，那是一个十分单纯的中国女孩子。
 

　　她叫李玉琴，是东北吉林省长春市一个普通人家的女儿。
 

　　据说，她的父亲原来卖过豆腐，后来一直开饭馆，家居吉林省长春二道河子附近。其父人缘颇为不错，人称“李老好”。
 

　　自从李玉琴来到宫内，溥仪就将她安置在同德殿楼上东半部的房间里居住，不久，就又正式地册封她为“福贵人”。
 

　　从此，这位纯朴的少女就仿佛与外部全部隔绝了。直到一九四五年八月，伪满洲国垮台之前，她始终被“圈”在伪满宫内那个狭小的天地里——大部分的活动局限在同德殿楼上的东部，最大的活动范围也超不出内廷的院落。连见一见父母及亲人都不那么容易。
 

　　按说，也许难以令人置信，在三年多的宫廷生活中，她竟连伪宫内廷的大门槛也没有迈出去过一次。但事实的确如此。
 

　　平日，她的生活枯燥无味之极。每天常见到的人也就只能是溥仪，除此外，就是我们几个已经结婚的学生的妻子。像溥俭的妻子叶乃勤、溥耊的妻子叶希贤，我的妻子马静兰以及我的姐姐毓菊英等人。
 

　　据我所知，李玉琴的父母，只是偶然来到同德殿探望过她。除此外她平时连通信的自由也没有。多么可悲呀！
 

　　说起来，平日溥仪也不是总与李玉琴“粘”在一起，他也有他自己的规律和事情。
 

　　起初，溥仪与李玉琴相见，大多都在晚上七八点钟到夜间一两点钟左右。
 

　　有时候，他与我们吃完晚饭后，再去李玉琴那里。也有时他与李玉琴呆上一会儿，再从同德殿到缉熙楼来吃晚饭，这时，他的心情好像会好一些似的，与我们说的话也多了点儿。
 

　　自打李玉琴进宫后，溥仪较从前而言，好像越来越对注射男性激素上了瘾，有一阶段，几乎每天必打不可。
 

　　“听着，毓萳呵，你今天晚睡一会儿，等我睡着了以后你再睡觉……”
 

　　有一天，溥仪晚饭后对我吩咐说。
 

　　“是！”我不敢稍有懈怠，于是静静地坐在屋里，连盹都不敢打地等候着他的传唤。
 

　　那天，他从李玉琴那儿回来已经是午夜之后了。我仍然按照溥仪的“旨意”，在卧室内专心地恭候着他。
 

　　“准备好了吗？”
 

　　“早就为您准备好啦。”
 

　　我知道，他指的是让我给他注射男性激素之事，所以答应得很干脆。而且，事先我的确早已把针头消毒这类的准备事项弄妥了。
 

　　“这次打多少？”
 

　　对此，溥仪是一点儿也不马虎从事的。
 

　　“皇上，奴才还是按平常注射的那么多打。”
 

　　我小心谨慎地回答着他，观察着他的表情。
 

　　这时，溥仪“嗯”了一声，也就没再说什么，可当时将我吓了一大跳，以为有什么事情要发生呢。
 

　　实际，任何事儿也没有。注射后，溥仪穿好衣裳，又再次叮嘱我说：
 

　　“这几次针注射得不错。打今儿起，我也许睡得更晚一点儿，你也得完了事才能睡觉。”
 

　　“是，是。”虽然我嘴里答应着，当时，我却并不明白溥仪的真正用意。
 

　　过了一天，到了夜间，我才发现溥仪确实睡得比以前更晚了。他从李玉琴那里回来时，我都困得拿不起个儿来了，而一听见他回屋的动静，就得赶紧勉强挣扎着打起精神，拿起针头全神贯注地为他注射。
 

　　他回来的时间越来越晚了。
 

　　有一天后半夜，我为溥仪注射完男性激素，走出缉熙楼时，外面的麻雀已经吱吱喳喳地叫起来了。这也就是说，天已经快大亮了。其实，当时我的心里也在思忖着，溥仪的生活这么没有规律，注射什么激素都不行呀。生活注意点儿，比这恐怕要强得多。
 

　　可那时，我全然不知道，溥仪的生理早已经在京城的宫内，就随着他生活的畸形和没有节制而陷于完全病态了。
 

　　据我后来所知，溥仪与李玉琴之间也根本没有什么夫妻之间的“幸福”可言。
 

　　溥仪那原本不正常的病态心理，对“福贵人”不可能有哪门子温暖，只是拿她作个解闷的“妻子”而已。李玉琴后来亦曾谈过这方面的情形。她说：
 

　　“溥仪有一天曾经对我谈起，我一天都是烦人的事情，哪儿有什么欢乐的事啊？只是你一来到这里，我才稍微高兴一点儿。所以你就得千方百计地想办法，让我高兴才对。我高兴的事情，你要做，我不高兴的事儿，你就不能去做。你的任务就是这么简单……”
 

　　也许，直到此时李玉琴这才明白，自己不过是溥仪在烦闷之时，手中的一个活“玩具”呵！实际上，她也是刚刚过了玩“玩具”的年龄不久。
 

　　在伪宫内近于囚禁般的生活里，她又拾起了玩具，整天抱着一个大个的布娃娃不松手，算是作为她的精神寄托。
 

　　宫里头知道的人们中，甚至有人不免说她单纯得近乎有点儿“憨”。话说回来，哪个正值青春妙龄的大姑娘整日里被圈在一个不能轻易见着人的地方，还能够有内心的真正欢乐呢？！
 

　　偶然，也可以见到溥仪带她去同德殿去看一看电影，虽说都是那些看过了多少遍的旧片子，毕竟在单调的生活中有了一点似乎新鲜点儿的内容。可是，次数少得太可怜了。以后由于战事紧张，宫内干脆就不让放映电影了。
 

　　于是，这惟一的一点儿乐趣也就没了影儿。
 

　　愁闷中，李玉琴想方设法地寻开心，竟又独出心裁地学起了骑自行车，在宫内四处逛游，但可叹的是，她连伪宫大门口都没有骑出去过。
 

　　岁月如流。待她走出伪满宫内府的大门之时，已经是日本关东军遭到彻底失败、伪满洲国垮台的末日了。
 

　　那些日子，我们在伪满宫内所见之人，无不充满了悲戚慌遽之情，真应了那句话：惶惶然，如丧家之犬。
 

　　糊里糊涂中，李玉琴跟随溥仪与我们一起逃到了通化大栗子沟。溥仪临走时，曾告诉她过几日再来用火车接她去日本，谁想竟一别十几年后才见的面。
 

　　哎，回想起来，她在那段日子里，真是一个无福的“福贵人”。
 

　　当我们随溥仪去了苏联后，她便伴随“皇亲”一行人，在东北飘泊了一阵子。没辙的情况下，她又跟着何长工带领的一支东北抗日队伍，在风雪呼号中行军，颇受了不少的罪，后来总算几经周折，终于回到了长春的家里。
 

　　尔后，她又由于某种原因，去了天津日租界永平里五号溥修的住处。虽然至此溥仪的下落还不是十分清楚，但是溥修竟然提出了让她为皇上“守节”。她对溥仪当时还存有“迷信”心理，于是也就心甘情愿地为被苏联人俘获走的溥仪，莫名其妙地守上了“节”。
 

　　这种状况，竟至维持到了新中国成立之后。那，是多少个凄凉的日日夜夜呀……
 

　　困窘的生活无法继续，她又追随溥修从天津回到了北京度日。
 

　　恰巧，当李玉琴在北京的那一阵子，我的两个孩子也正在北京无人照管。
 

　　那当儿，溥修根本顾不上这些，李玉琴就千方百计地照看这两个孩子。可以说，我的这两个孩子基本上是李玉琴给带着的。至今，我的孩子们每逢提起她来，依然是满怀深厚感情的——因为在困苦中共度艰难之人，感情最为真挚，这是常人在常日里难以理解的。
 

　　多少年来，她每逢到北京，也总是上我家里来看一看。大凡从艰辛的日子里一起度过来的人，谁不记惦着对方给予自己的一点好儿呢？
 

　　时至今日，我也仍然万分感激她对我的两个孩子和我的一家的情份呢！
 

　　后来，我才知道，自称为溥仪“守业”，而又只会坐吃山空的溥修，当时生活也极为困难，对李玉琴更加苛刻，连大便纸都不给她买。
 

　　以至，她一度产生了轻生的念头。当若干年后，我回到了北京，她还向我屡屡叨念起过这档子辛酸的往事。
 

　　在种种困境中，李玉琴愈加思念着家人，想起来便寝食不安。于是，便又由毓萶陪伴返回了东北长春的老家。因为溥修在此之前，曾卖掉了在天津的一些财产和三所房子，李玉琴临走前才又从溥修手中接过了一些钱，以作回家的盘缠以及日后的生活之资。
 

　　当时，李玉琴回到长春后仍然不知溥仪的真实下落。虽然她也曾反复、徒劳地打听过，但一直杳无音信。其实，那时溥仪和我们已经从苏联返回了中国，正被关押在东北抚顺战犯管理所。后来，李玉琴得知此信儿，才找到了战犯管理所与溥仪见了面。这已经是后事了。
 

　　就我这个局内人来看，溥仪的婚姻，无论从哪个方面，都不能说不是个悲剧。
 

　　而在晚清到伪满傀儡朝廷这一场无可逃脱的历史大悲剧中，他的家庭悲剧——包括与李玉琴的姻缘，不过是必然之中的一个小插曲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