蒋纬国寻访生父寻找戴季陶遗骨秘闻(2)

蒋纬国通过私人代表祝康彦来沪，托付李赣驹寻找戴季陶遗骨后，李赣驹十分重视，马上向时任中央台湾工作办公室主任杨斯德请示，获首肯后，便由上海有关单位出面向四川省委统战部、四川省公安厅等请求协助。经四川方面查明，戴季陶1949年自杀后，确实与夫人钮有恒合葬于成都外西枣子巷太夫人墓地，但解放后不久戴氏墓地就被征用兴建成都中医学院，戴季陶和他的夫人、母亲的棺木被移葬于城郊罗家碾的一个竹园里。“文革”前，坟墓被盗掘，后来连同竹园也不复存在了。时过境迁，四川省公安厅表示戴季陶的墓连同遗骨已无处可寻。

虽然希望渺茫，但李赣驹和上海有关部门并未善罢甘休，在分析了情况线索后，大家认为既然发生过盗墓，就一定有盗墓人，找到这个盗墓人，也就可以找到遗骨的下落。于是，上海市公安局派出5名有经验的侦察员，

由民革上海市委副主委陆玉贻、联络处干部马铭德陪同，专程赴成都查询。到了成都后，在四川同志的配合下大家马不停蹄赶往戴季陶移葬处，此时正在进行公路建设，居民已基本动迁安置别处，只剩下一个钉子户，户主是40多岁的男子。据当地人反映，此人平时游手好闲、胡搅蛮缠，口碑很差，“文革”时还出售过很厚的木板，疑似棺材板，说不定盗墓就是其所为。侦察人员迅速来到他家，请他到派出所。见此阵势，男人一下子就招了，他自己供述:他看到戴家三口棺材质地不错，一直怀有歹念。三年困难时期，家里实在贫困，所以去盗了墓，把棺材卖了，得了赃款与生产队干部私分了。

听到这里，大家松了口气，终于找到事主了。但是棺材里的遗骨呢?经公安干警继续讯问，此人说，当时是悄悄作案，怕被人发现十分着急，挖出的遗骨急匆匆地就埋在了一条小河边。侦察员立即赶到现场，一看河道正在被推土机填埋构筑公路的路基，干警当即要求施工人员停止作业，大家开始在可能的埋骨处一锹一锹地挖土清理，经过几个小时的努力，终于找到了三个头颅和一堆遗骨。经法医鉴定，这三个头颅为一男二女，与戴氏墓地的墓主相符，肯定就是戴季陶与其母、其妻。赶赴成都的陆玉贻、马铭德以及在上海的李赣驹都非常高兴，立即通知了在台湾的蒋纬国，蒋纬国感到非常欣慰和感激，他对身边的人说，“数十年之夙愿一朝终成”。经蒋纬国同意，遗骨先在大陆火化，然后将骨灰运往台湾，之后再回到大陆安葬。戴季陶的骨灰运到蒋纬国台北的官邸后，他为其举行了隆重的祭奠仪式，蒋纬国守灵三日，吃素一周，表示追念。

李赣驹与有关部门商量后，认为戴季陶原籍浙江吴兴，建议骨灰返回大陆后，安葬于湖州陈其美墓旁。蒋纬国很重视李赣驹的建议，派专人前往考察，认为从风水上讲，那里水太多，还是葬在成都为好。恰巧此时，成都昭觉寺方丈清定法师得知此事，表示愿意将戴墓坐落本寺。清定法师，俗名郑全山，浙江人，早年毕业于中山大学、黄埔军校第五期，曾任国民党高级干部训练团少将政训主任等职务。抗战时由于不满政治腐败的现实，发愿弘扬佛教庄严国土，出家拜在成都昭觉寺依慧老和尚座下受戒。解放后清定法师长期担任成都昭觉寺方丈，中国佛教协会暨四川省佛教协会常务理事，成都市佛教协会会长，政协成都市委员会常委，四川省黄埔军校同学会顾问。他说:“戴居士曾担任我黄埔军校首任政治部主任，与我有师生之谊。戴居士一生向佛，除朝夕礼佛诵经，还经常举办各种护国息灾法会。他与夫人节衣缩食所得之费，捐助洛阳、陕西孤儿，十数年未尝间断。九世班禅大师曾与戴居士结为金兰法侣，其身后如安身本寺，亦是本寺之幸。”

蒋纬国得知清定法师有此愿非常高兴，表示昭觉寺是非常合适的建墓之所。之后，昭觉寺专门建造了一座灵骨塔，摆放戴的骨灰，蒋纬国为佛塔题写了“唯心是佛”的匾额。从此，民国历史上著名的人物戴季陶在其身后40多年，终于辗转两岸找到了安息之所，而寻找戴季陶遗骨的曲折过程也正是海峡两岸同胞尊重祖先、血浓于水、同根同源的写照。1995年7月28日，蒋纬国先生在接受香港《文汇报》记者的采访时，说:“我们中华民族已经屹立了5000年，怎么可能由于极少数人逆潮流而动，而致令国土分裂。”谈及李登辉的台独言行，蒋纬国说:“我不愿意指名道姓，但目前的情况就像某个人已掉在大海里，欲以2100万台湾人作自己的人质或救生圈，而台湾同胞中又的确有不少受其苦难。中国历史上经历过多少次改朝换代，但中国却是一脉相承。如果有人要搞独立，不做中国人，那就不应再生活在中国的土地上。”离开大陆已近半世纪的蒋纬国表示，自己的确很想回故乡看看，尤其想念曾在那里度过9年读书生涯的苏州，“但目前台湾的情势不允许我回去，只好再待将来了。”1997年9月23日，蒋纬国病逝于台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