袁世凯进中南海摆帝王威风 吃饭要奏军乐宣告(2)

1927年4月6日晨，根据张作霖的命令，奉军侦缉队及“京师警察厅”出动数百名宪兵、警察、特务，被东交民巷使馆区的外国守军放入。这批军警不顾外交惯例和国际公法，包围、袭击了苏联大使馆，捕去苏联使馆工作人员16人，同时捕去李大钊等20多名中共党员和国民党左派人士。在狱中李大钊身受剥指甲等酷刑，仍坚不吐实。面对各界谴责及社会名流呼号营救，奉系军阀竟于4月28日使用新从西欧进口的绞刑机杀害被捕的20人，对李大钊特别使用“三绞处决”法以延长痛苦。从临刑时拍下的照片看，李大钊泰然自若，一代英烈浩气长存！

在张作霖的奉系军阀统治下的北京，原来中国名义上的中央政府已不存在，南方的国民政府又与之对立。于是张作霖索性由自己出面，组织自称代表中国的政府，只是没有用“总统”名义。

1927年春，国民革命军到长江流域时，蒋介石发动“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并于4月18日建立南京国民政府与武汉国民政府对立。张作霖也遥相呼应，命奉军向武汉进攻。但是张学良率领的奉军在武汉北伐军和冯玉祥部队的反攻下迅速溃败，4月27日武汉北伐军进占驻马店，5月7日冯玉祥的国民军进占了潼关。见风使舵的阎锡山也开始与奉军对峙。奉军在各方面的夹击之下，不得不狼狈退出河南。此时此刻，张作霖感到在北方的统治已摇摇欲坠。不过进入6月间，蒋介石的南京政府和武汉政府之间，冯玉祥与这两个政府的矛盾又突出起来。1927年6月8日，蒋介石向张作霖提出条件：要他“信奉三民主义”，将“安国军”改称国民革命军，任“东北国民革命军总司令”。维持东北治安，以实现“南北议和”。

张作霖此时却不买账，为了稳定北方，继续求得帝国主义的支持，他决心在北京组织“安国军政府”，登上中国政府的最高宝座。为此，从6月11日开始，张作霖在北京顺承王府召集直系的败将孙传芳、统治山东的张宗昌等将领举行会议，讨论了“和、战问题”和组织“安国军政府”、推选政府的最高统帅问题。

原来同奉系打过仗、这时因对国民革命军作战失败而被迫投靠的孙传芳为表忠心，首先按照张作霖的意图提议：“推戴张作霖为大元帅，组织巩固的安国军政府，以完成对南方的用兵问题。”

孙传芳的提议，得到了张宗昌等参加会议的人的一致赞同。张作霖见参加会议的人一致推举他为大元帅，非常高兴，站起身来说：“好极了，你们要怎么办，我都依你们就是。”

会后，孙传芳等7名将领联名，发出推戴通电，其所辖北方各省军队一律改称“安国军”。与此同时，张作霖发出了“讨赤”通电，声称“海内各将帅，不论何党何派”，只要“反赤”，“即现在之敌将来亦可为友”。这个电报暗示愿与蒋介石、阎锡山进行联合。

6月18日，张作霖在中南海怀仁堂就任了所谓“中华民国陆海军大元帅”。

这个就职仪式，显得格外冷清，张作霖有气无力地念了就职“誓词”之后，他的推戴者孙传芳、张宗昌、张作相等人向他行了三鞠躬。这位“大元帅”算是上任了，马上在怀仁堂发布了任命令，任命潘复为内阁总理，同时发表了9个部的总长名单，并发布了军政府的“组织令”，组成了“安国军政府”。

根据这个“军政府”的所谓组织令规定：“大元帅”不仅统治全国陆海军，而且“在军政时期代表中华民国行使统治权”；国务院只能“辅佐”大元帅执行政务。这个“大元帅”实际上就是“大总统”。

从绿林起家的张作霖在行将失败之前，总算是在名义上爬到了他梦寐以求的国家“最高宝座”。然而这个北洋军阀最后的小朝廷，已经是朝不保夕，其控制的范围不过北方数省，而且面临着南方军的讨伐。

张作霖在位于中南海中的“军政府”上任一年，所作所为都是勾结外人打内战。他就任“大元帅”的当天下午，便在“外交部”召开“茶话会”，邀请各国公使和武官参加。张作霖在“致辞”中大谈“尊重国际信义”和“保护外人生命财产”，希望外国援助。这时的美英政府表面对中国南北双方持观望态度，实际倾向南京政府。日本虽表示可以支持安国军，却索要更多的权益，这又是张作霖不愿付出的。

从1927年秋季起，安国军的形势日益恶化。在军事上，孙传芳虽曾一度反攻，占领徐州、浦口等地，但是在龙潭一战惨败而精锐丧尽。同年冬季在与阎锡山的作战中，奉军又伤亡惨重，且主力被晋军牵制。在经济上，杨宇霆想尽一切办法，督促潘复内阁筹划财经，但毫无结果，“经济凋枯，达于极度”，只有靠东北老巢拨款支撑。

当时在“张大帅”统治下的北京，社会黑暗至极，他的部下见败势已定，便不择手段地诬陷、勒索人民。据报载：“北京城乡内外，被诬报为党人，为间谍者，倾家荡产，身死名没者不知有几百几千人。据闻只打磨广一街、山西商店，被强索六十万（元），各校学生被栽赃勒赎者，何啻百人。”

1928年3月29日，张作霖在中南海怀仁堂召集他的“文武百官”，进行了一次情绪低落的“训话”。他承认“国家的财政困难日甚一日”，“各机关的薪俸不能按月发放”，却要求下属“有卧薪尝胆之心”。他还说什么“现已年老，对虚荣看得很轻，决不贪恋个人虚名，待大局安定后，解甲归田，过平民生活”。

此时坐镇中南海的张作霖，明白决定其命运的关键是战场形势。当时国民党各派新军阀为对付奉系，已达成表面上的暂时团结，组成四个集团军联合北伐。蒋介石兼任第1集团军司令，率军由津浦铁路北进山东，击溃了张宗昌部。冯玉祥率第2集团军由平汉铁路北伐，阎锡山率第3集团军沿正太铁路和平绥铁路东进，李宗仁、白崇禧的第4集团军作为预备队跟进。张作霖的安国军自然抵挡不住南方军、西北军和晋绥军的联合猛攻，只好乘着北伐军尚未占领天津、回东北的铁路还畅通时，逃回老巢。

1928年6月3日凌晨，张作霖出帅府西门，乘上黄色的钢制汽车出发。汽车在警戒严密的夜色中开往前门车站。据报道，当时“月台上晃晃的灯光照射着卫兵的刺刀，充满着森严、沉闷的空气”。张学良、杨宇霆、孙传芳等都带着扫兴的表情，前来送别。张作霖在告别时，故作“镇静愉快”，但当“回顾中南海时，却异乎寻常地在他眼里闪耀着泪花”，这显然是慨叹他曾得到的北京政权现在要丧失。

此时的日本关东军，却不愿让张作霖再回来，想铲除他再立傀儡。6月4日5时30分，张作霖所乘火车开到沈阳皇姑屯附近的京奉、南满两路交叉处的桥洞时，日本军人埋下的炸药突然爆炸，全桥塌下，张作霖所乘的包车被炸碎，他本人负伤过重很快死去。

此时还住在中南海里的张学良听到父亲被害的消息，马上赶回沈阳接位。东北军丧失首领，更无心再战，迅速放弃北京向东北撤退，所谓“安国军政府”至此也烟消云散。阎锡山的军队抢先进城，占领了北京。

国民党占领北京后，宣布“北伐成功”，“国家统一”。由于国民政府的首都定在南京，便要有意降低北京的地位。6月28日，国民党南京政府改北京为北平，并划为特别市。自元代以来的古都，就此失去首都地位，中南海也失去了它昔日的政治中心地位。

1928年以后的6年内，中南海改为公园，任市民游览，其中居仁堂改为国立图书馆。“瀛台各处，俱以赁诸市商，为品茗消闲之所。”此时因军阀之争频起祸乱，市政建设停滞，中南海建筑缺少维护修理，显得破旧。1930年蒋冯阎军阀混战时，阎锡山等北方军阀又曾在怀仁堂等处开会，建立所谓北方的“国民政府”。1933年日本军队进攻长城一线，华北告急，国民党南京政府派何应钦在北平建立行营。于是，1934年公园关闭作为华北行营所在地。为期仅一年，在日本的压力下行营南迁。得到日方同意设立的所谓华北政务委员会接着又设在这里。这时的中南海，虽仍有办公人员出入，总体上已呈现出一片荒凉景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