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7年南京保卫战中蒋介石的重大战略决策失误

南京保卫战若干问题辨识

近年来，随着《南京！南京！》、《金陵十三钗》等反映南京大屠杀历史题材影视剧的播放，一度鲜为人知的南京保卫战的有关历史细节逐步进入人们的视野。如果从单纯的军事角度看，南京保卫战只不过是抗日战争时期诸多战役中的一次中等规模的战役。但是，由于它与侵华日军制造的南京大屠杀暴行紧密相关，因此，其历史意义远不止于军事层面。近年来，随着有关史料的发掘，南京保卫战的历史原貌逐渐清晰。

南京保卫战的决策是如何作出的？

南京保卫战曾被认为是一场“明知其不可为而为之”的战役。这样的结论仅是从军事角度得出的。事实上，任何战争都是政治和外交的延续，对于南京保卫战的决策，需要从多个视角来认识。作为当时国民政府最高决策者蒋介石决定守卫首都南京，其实是出于多方面的考虑，尤其是外交层面的因素。

1937年11月中旬，日军占领上海后，自太湖南北同时西进，威胁南京。为打破日军试图通过占领首都南京以摧折国民政府抗战意志的图谋，国民政府开始调整战略部署，做了两手准备：一是于11月20日正式宣布迁移政府于重庆，以示持久抗战；二是紧急制订南京守卫计划。但是，对于南京是守是弃的问题，国民政府内部意见并不一致，多数将领主张放弃，而蒋介石则主张短时固守。

蒋介石决定固守南京，除了考虑到南京的特殊地位（若不战而退，有失体面，固守南京则表明政府抗战之决心和意志），更多的还是出于外交战略的考虑。因为自淞沪会战后，国民政府始终没有放弃寻求国际干预中日冲突的努力。虽然从军事角度来看，南京已无坚守之可能，而蒋介石出于外交层面的考虑，又希望能够在南京坚守一段时间。这样，军事和外交两个层面的考虑存在矛盾，造成国民政府对南京保卫战的作战计划摇摆不定。

作出固守南京决策之时，布鲁塞尔会议尚在进行中，蒋介石希望能够利用《九国公约》来制裁日本，但最终九国公约会议未取得积极成果。11月5日，德国驻华大使陶德曼接受日本政府委托，作为中日之间谈判交涉的中间人，向蒋介石提出了日本的七项和平条件，但被蒋介石“严词拒绝”。11月中旬后，随着布鲁塞尔会议上传来的消息越来越不利于中国，蒋介石的态度有所改变，希望利用陶德曼调停，为缓兵计，迟滞日军在战场上的攻势，争取时间整顿后方以利再战。与此同时，蒋介石对苏联援华也非常期待，积极争取苏联对华的军事援助甚至于直接出兵支援中国。但是到了12月5日，蒋介石对“苏俄出兵已绝望”，而“德国调停似亦无望”，国际形势渐陷于不利状态。可是，蒋介石在同日致第五战区司令长官李宗仁及阎锡山的电报中却声称：“南京决守城抗战，图挽战局。一月以后，国际形势必大变，中国当可转危为安。”这表明他还未放弃对国际干预的期望。

在南京保卫战进行过程中，蒋介石于12月11日晚给唐生智连发两电：“如情势不能久持时，可相机撤退，以图整理而期反攻之要旨也。”但第二天又改变主意，致电唐生智等：“经此激战后，若敌不敢猛攻，则只要我城中无恙，我军仍以在京持久坚守为要。当不惜任何牺牲，以提高我国家与军队之地位与声誉，亦为我革命转败为胜惟一之枢机。”他还指示：“如南京能多守一日，即民族多加一层光彩。如能再守半月以上，则内外形势必一大变，而我野战军亦可如期策应，不患敌军之合围矣。”这里所说的“大变”，仍指苏俄出兵。可见，蒋介石至此仍不甘心放弃国际干预的希望。

但是，蒋介石这种为了引起国际干预而不顾军事上困难的战略决策，一旦国际干预没有如期而至，那么南京保卫战的军事后果将是非常严重的。为达到速战速决的战略目的，歼灭战遂成为日军迂回包围南京的主要作战目标之一。12月7日，日本华中方面军通告了《攻占南京要领》，指出：“在南京守城司令官或市政府当局尚留在市内的情况下，设法劝告其开城以和平方式入城。此时，各师团各派步兵一个大队（9日改为3个大队）为基干的部队先入城，在城内分地区进行扫荡。”所谓“扫荡”，就是要彻底消灭中国军队。事实证明，蒋介石留重兵固守南京，他对于军事上实际存在的困难显然估计不足。

怎样认识唐生智在南京保卫战中的功过？

在全国抗战爆发时，曾经作为反蒋派的唐生智已经没有自己的军队和地盘，只在国民政府内担任军事委员会训练总监等闲职。从唐生智的反蒋经历和当时地位来看，他被任命为以蒋介石嫡系部队为基干编制而成的南京卫戍部队的司令长官，是不合常理的。这一任命实际上是使蒋介石自己成为实际负责南京保卫战的最高指挥官。

在1937年11月中旬召开的关于南京战守的决策会议上，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内部出现分歧。一种意见主张只是在南京进行象征性的抵抗以后即主动撤退。另一种意见主张在首都南京至少在一定时期进行绝对固守的作战，这是蒋介石的主张。唐生智支持蒋介石的主张，提出：“南京是我国首都，为国际观瞻所系，又是孙总理陵墓所在，如果放弃南京，将何以对总理在天之灵？”然而, 这种意见在军事委员会高层会议上未能获得广泛支持。在11月18日的军事委员会高层会议上，蒋介石决定在南京进行短期固守作战。蒋介石提出由谁来负责固守南京的问题后，一时无人应答。最后，唐生智表示愿意担负这一职责。蒋介石顺水推舟地接受了唐生智的请求，决定由唐生智出任南京保卫战的最高指挥官。蒋介石选择在政府、军队内已没有实力基础的唐生智，这样对自己来说是为了容易控制。由此，实际负责南京保卫战指挥的还是蒋介石，但是又把可以预见的南京保卫战失败的责任转到唐生智身上。

蒋介石在11月24日正式发布唐生智为南京卫戍司令长官，唐生智也开始着手组织该司令部。蒋介石自己在此后也留在南京，实际指挥南京保卫战，直至12月7日早晨离开南京。可见，蒋介石起初并没有给予唐生智作为南京卫戍司令长官的实权。从11月25日组建南京卫戍部队算起，只经过了18天时间，南京即告失陷。而真正的守城作战只坚持了两天，随即开始撤退。

蒋介石在南京时还能够统一指挥为固守南京被紧急增派的各个部队。然而在日军已经完成对南京的合围，南京城被攻破只是时间问题的时候，蒋介石才把保卫南京的最高指挥权移交给唐生智。而唐生智对于各部队状况了解也非常有限，且在各部队中高级指挥官中也没有权威。南京卫戍部队后来的战斗详报中特别提到南京保卫战的指挥体制，认为：各指挥官不重视上级的命令、各部队首长之间缺乏相互信赖和协调的精神。这种指挥混乱的问题, 主要源于唐生智及其司令部权力微弱。由于唐生智没有承担统一指挥南京卫戍部队的权力和能力,所以南京保卫战的失败主要责任不应该由其担负。唐生智在指挥南京保卫战时期，拒绝日军的诱降，坚决表示固守，其抗敌表现，无可争辩。但是，他在南京卫戍部队撤退的问题上，却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

为避免南京守军被敌围歼，蒋介石于12月11日中午考虑令南京守军撤退，遂令时在江北的顾祝同以电话转告唐生智。顾祝同要求唐生智当晚渡江北上，令守军相机突围。唐生智考虑到由于自己曾力主固守，若突然先行撤走，怕其后责任难负，因而他要求必须先向守军将领传达清楚最高统帅的意图后方能撤离。当晚，蒋介石致电唐生智，令其可相机撤退。唐生智于当夜在卫戍司令部开会研究后，才决定于12日撤退。

12月12日中午前后，日军已攻破中华门，防守此处的第88师被迫撤走，南京失陷已成定局。当时，大批逃难居民与溃退的散兵拥挤在街道上，城中秩序开始陷于混乱。南京守军已开始呈动摇态势。唐生智等决定改在当夜撤退。12月12日17时，卫戍司令部召集南京守军中师以上将领开会，布置撤退行动。由于时间紧迫、渡江交通工具有限，原定突围计划是36师、宪兵部队及直属诸队依次渡江，其余各部应设法从正面突围。但在书面命令下发后，唐生智又下达了口头指示，规定第87师、第88师、第74军及教导总队“如不能全部突围，有轮渡时可过江，向滁州集结”。这就大大降低了命令的严肃性，也为不执行命令制造了借口，以致计划中规定的由正面突围的部队，除第66军及第83军之大部按命令实施突围外，其余各军、师均未按命令执行。

由此可见，由于唐生智对于战局判断失误，城破前一天才开始下令撤退（而此时最佳撤退时机已过，各部队联络不畅，秩序混乱，指挥系统已经瓦解），从而造成了大批中国军队未能成功撤退而滞留南京，最后大部分被日军屠杀的严重后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