韩复榘身后的家人离乱命运

韩复榘的夫人高艺珍是著名学者、教育家高步瀛的侄女。高步瀛原是北洋政府教育部社会教育司的司长，鲁迅曾与他同在社会教育司共事，时任佥事，为其下属。

韩复榘共育有四子一女：韩嗣燮、韩嗣烺、韩嗣辉、韩嗣煌，女儿韩嗣虑。“我们的名字都是爷爷起的，他是老秀才，名字都起得不好认。我叫韩嗣烺，人家开玩笑叫我‘韩四郎’、‘四郎探母’嘛。父亲去世后，我就自己改名韩子华。父亲死后，母亲怕受牵连，也曾要我们改名，有段时间我叫高子华。”

高艺珍为韩复榘生育了三子。“妹妹韩嗣虑是五叔的女儿，因为父亲没有生女儿，所以很想有个女儿，就把韩嗣虑过继了过来。”

小弟韩嗣煌为三夫人李玉卿所生，比韩子华年幼10岁。“当时他还没有跟着我们，父亲去世三四年后他妈妈要改嫁，当时我们在上海，叔叔写信告诉了母亲。“母亲让我代她回信，三夫人还年轻，可以改嫁，但是孩子姓韩，必须留下了，不能带走。三夫人不同意，经过法院判决，孩子判给了我家，母亲让我到西安接小弟弟回到了北平。”

韩复榘儿子们的出生是与西北军的轨迹密切相连的。

1922年左右，冯玉祥从河南到北平，西北军的家属也都来到北平，于是西北军在北平生了一拨小孩。“我就属于这一拨，包括张自忠的女儿张廉云、孙连仲的女儿孙慧书也都是这一拨的。”那是1923年5月8日，韩子华在北京南苑机场旁边的军营出生。

“冯玉祥的管理办法和带军方式，家眷在允许的条件下是可以随军的。西北军营长以上的军官可以带家眷，打仗时送到安全地，停战时再接过来。”

韩子华的哥哥韩嗣燮，1921年出生，属于常德那一拨出生的孩子。西北军在沅江旁驻军近两年，家属也随之团聚。“我的弟弟韩嗣辉属于第三拨的，他1925年出生，也是在南苑机场。1924年停战后，家属又来到了北平随军。”后来，西北军的孩子们久别重逢，见面互相询问，“你是哪一拨的？南苑那一拨的还是常德那一拨的？”

无论是韩复榘的后人还是冯玉祥的后人，对西北军的南苑岁月总是津津乐道。在这段相对平静的岁月里，冯玉祥的夫人刘德贞在随军家属中办了个育德女校，“我母亲高艺珍没上过学，在这个学校里半工半读，一边识字，一边织袜子。”

作为随军家属子女的韩子华，并没有去上正规小学，“我家的亲戚，姑父、姨夫教我识字，断断续续地认识了一些字。后来家属随军到了郑州，石友三请了家庭教师，我就每天早晨自个儿提个小书包带本书，去石友三家识字。”

1935年，韩子华进入济南私立齐鲁中学就读，并未就读山东最好的中学省立一中，因为韩复榘说了，主席的孩子去公立学校念书，别人会说闲话的。两年后，日本人进犯山东，韩子华辍学。齐鲁中学是私立教会学校，因而为韩子华打下很好的英文基础。

从7岁到15岁，韩子华在山东省府大院，度过了八年稳定而快乐的少年时光。“父亲去世后，母亲带着我们先逃难去了西安。父亲的一位好友闻承烈，时任冯治安兵团兵站总监，是管火车的，他带了一列火车过来，把我们从河南漯河接到西安去了。那个时候西安是大后方，在西安待了几个月，后来日本人打潼关，把潼关占领了，我们又逃难去湖北武汉 。”

“在武汉，我叫高子华。日本人打到武汉，我们全家再逃难去了香港。1939年，我们又辗转来到上海法租界，在上海交通模范中学完成三年高中学业。1942年，太平洋战争爆发，日本人占领了租界，我们又计划跑到西安。总之，是日本人在后面追，我们在前面跑，谁也不愿当亡国奴嘛。”

从上海逃难到大后方，一般走浙江金华或河南商丘。“我们从商丘走。母亲在上海认识的许多亲朋好友也同我们一同往西安走。走到商丘附近有一股军队，是伪军师长侯福云的部队，他在我父亲部队当过团长。到后方去，必然要经过安徽界首，那里是“三不管”的地面，十分混乱。我们快走到界首时就很害怕了。侯福云说，别害怕，那个地方归我管。他还派了个伪团长护送。”

因为一大帮子人随行，很扎眼，走到界首就过不去了，日本人知道了。“日本军官要找我母亲谈话，母亲和同行的团长都很害怕。我当时19岁，母亲让我去和日本人谈。日本人还算客气地说：‘听说你们要到西安去，前面土匪多，你们东西多、女眷多，很危险，不要去了，上北平去吧。’我只好答应，他的话其实就是命令。”随行的人分道扬镳，有的去了上海，有的去了北平，也有人去了西安。

1942年夏，韩子华来到北平，因为英语基础尚可，他本想报考燕京大学，但是燕京大学和北大、清华等校内迁云南，北平只有伪师大、伪北大，天主教的辅仁大学没走，还有中国大学没有走。“中国大学校长何其巩（抗日期间，何其巩在北平中国大学校董会工作，并被任命为代理校长。北平沦陷期间，何其巩办教育，不任伪职，他与燕京大学校长陆志韦、辅仁大学校长陈垣，合称为在北平坚持办学的三位著名大学校长。1937年8月后，留居平津各大专院校的一批不与日伪合作的教师，被何其巩聘到中国大学任教）原是西北军的秘书长，他和我父亲是把兄弟，我就在中国大学上学了。”

韩子华入中国大学不久，1942年5月结婚。新娘是他父亲麾下一位师长谷良民的女儿，“父亲和他是把兄弟，我和谷家同岁的女儿谷一之从小就包办了婚姻，是指腹为婚。”

“我们逃往香港时，谷家去了重庆。”1942年，谷一之刚上高中没多久，谷良民认为韩家虽然出事了，但我得把女儿送过去，做人要讲信义，“特意派人把谷一之从重庆送到北平，还带着钱来的。她家有钱，我家穷。虽然老蒋给了10万块的抚恤金。吃闲饭的人很多，在香港时已经花得差不多了。因此，谷一之很难得。”

在中国大学就读两年，韩子华自觉“亡国奴”的日子不好过，于是与表弟一起去了重庆。“我和表弟徒步从河南走到湖北襄樊，再从襄樊到宜昌，到了宜昌坐船到重庆。在半路上，日本投降了！我千辛万苦地到了重庆，只好去找重庆的教育部沦陷区学生安置委员会。以前这里是管沦陷区学生吃喝和安排上学的。但是我们去却碰了壁。人家说，日本都已经投降了，哪还有沦陷区，还来重庆上什么学呢？你们还是回到北平去吧。我回北平没路费，就去找冯玉祥。”